浙江大学被称为“东方剑桥”，在其发展史上，担任十三年校长的竺可桢作出了杰出贡献。最艰难的抗战时期，他率领浙大西迁的意志和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办学实践，为浙大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竺可桢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是中国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我国高校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竺可桢自幼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小时候，家乡雨水特别多，竺可桢喜欢站在屋檐下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有一次，他数着数着，忽然发现地面石板上有一个个的水坑，这是怎么形成的呢？他立即跑去请教父亲，父亲告诉他：“这就叫‘水滴石穿’，别看这水滴小小的，但天长日久，就能在石板上滴出坑来。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成就。”这件事给竺可桢带来很大的启发，从此他把“水滴石穿”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并努力学习。二十岁时，他顺利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公费生，到美国开始了留学生涯。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竺可桢便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农学，但美国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农业体制也与中国不太一样，竺可桢毕业后便转到哈佛大学地理系，选择与农业关系最紧密的学科——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获取气象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阔别了八年的祖国。

回国后的竺可桢不受高官厚禄，坚持学术育人，从事教育与气象学研究工作，大力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天气预报在今天看来极为普通，但在上个世纪初，美国已有气象测候所200多座，而中国只有香港和上海两座，还都由外国人控制。这让爱国青年竺可桢感觉毛骨悚然和酸楚痛心。竺可桢深知气象学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农业生产的开展息息相关，甚至与战争战备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他意识到中国人必须要开展自己的气象学。1928年，竺可桢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中国人的气象科学就此起步。此后八年里，他踏遍中国，主持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气象观测站。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从那一天起，中国的气象事业终于由中国人自己来主导了。我们熟知的天气温度单位：摄氏度，就是竺可桢统一命名的。

竺可桢上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学校的教学楼和图书馆都是危房，天上下雨，地上漏雨，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更是稀少，只有六万余册，要知道，当时清华大学光藏书室的面积，就超过7000平方米，图书超过36万册。然而，更让人堪忧的是学校的教师队伍，当时整个学校的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都没有教授任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这还能叫大学吗？竺可桢顿感肩上责任之大！于是，他到浙江大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师。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所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后来，竺可桢留用了浙江大学原有的一大批优秀教授，包括陈建功、苏步青与贝时璋等，还把之前离开的张绍忠、何增禄与束星北等教授也一一请了回来，何增禄还带来了王淦昌，苏步青又推荐了章用。而他爱护、关心与支持苏步青的故事更是尽人皆知。苏步青当时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只有30多岁，因子女较多，教授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一次竺可桢见苏步青在晒白薯干，心想这样的艰苦生活怎能让教授安心工作？于是他便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部聘教授，使苏步青的工资翻了一番，并让他的两个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以便减免伙食费等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眼见浙江大学危在旦夕，为了保存浙江教育的火种，保存中国学术的未来，竺可桢毅然响应号召，举校西迁。十年时间，四次迁移，浙大师生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从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开堂授课。竺可桢知道：为一校之长，不止要对学生负责，更要对国之教育负责。“西迁”期间，浙江大学确定“求是”校训，竺可桢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浙大师生在竺可桢的带领下，用脚步丈量山河，用热血谱写华章，凭借着顽强的斗志，把读书、求知的种子播撒到祖国各处，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奇迹，铸就了中国教育的脊梁。折不弯，打不断，夺不了！这是浙大精神，也是浙江精神，更是中国精神！

1974年2月7日凌晨，当人们还沉醉在梦乡之时，竺可桢这位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溘然离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是对竺可桢一生最好的诠释。他释放了他生命之火的最后一份光亮，然后安祥地睡去了。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科学教育而献身的一生。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他教育兴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为祖国的教育与科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来源: 岳阳市科技馆 李昶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