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析津志》 走万宁桥 探澄清闸

作者：王锐英

北京中轴线有一个最古老的遗迹——万宁桥，这是中轴线上唯一保留至今的元代建筑遗产，750多年以来还在服务城市交通的一座古桥，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你打卡万宁桥的时候，你可知晓它的前世今生吗？

万宁桥位于北京地安门至钟鼓楼之间的地安门外大街上，因其在什刹海东岸，正当海子水东流泻入玉河的关口上，故名海子桥，又因处于地安门以北而名为北门桥、后门桥、地安桥，此外还有洪济桥、月桥、越桥、大桥、官桥、天桥等等名称，是中轴线上最古老且名字最多的桥梁。那么这座桥修建于何时？又何时称名万宁桥的呢？

记载万宁桥最早信息的是北京最早的一本地方志《析津志》，又名《析津志典》、《燕京志》，元人熊梦祥（1285-1376）所撰，成书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可惜已亡佚。值得庆幸的是在《永乐大典》《日下旧闻考》等书中有大量内容转引此书，故北京图书馆从各种书中加以辑录，以《析津志辑佚》为名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全书共列十八目，有城池街市、朝堂公宇、仓廪、太庙、祠庙、寺观、河闸桥梁、古迹、兵站、学校、属县等，全面地反映了元大都还有金中都的情况。该书是目前最早的专写北京地方史地的著作，是对北京城市与建筑按类目分列叙述的最早的一本文献，其中仅记录了有名之桥有72座，无名之桥238座，合计310座，是关于北京古桥最早最全面的介绍。

书中涉及万宁桥的内容有十几处，最重要的是《析津志·河闸桥梁》中的一条：“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

这条信息极为丰富，让我们逐字看来。

第一，说明了万宁桥的具体位置：玄武池东。

玄武池，即今什刹海和后海的前身，金代称为白莲潭，元代称玄武池、元武池，又称为净业湖，俗称西海子、海子。总体上看，海子位于元大内的北侧，因四象中北方为玄武，故名玄武池，此中还透露出一个典故。玄武池一名，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肆舟师”，这座玄武池建在三国邺城西南的玄武苑中，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西。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北京中轴线的起源也往往追寻到曹操的邺城。

据元大都复原图，整个城区当时划分为五十坊，南自什刹海一带，北至今北二环、东临钟鼓楼，西至德胜桥的区域称为“凤池坊”。凤池即凤凰池，在魏晋南北朝时，凤凰池是禁苑中的美丽池沼，设中书省于池旁，中书省相当于于今天的国务院，不仅掌管机要，还接近皇帝，故称中书省为“凤凰池”，并以“凤池”借指宰相职位，唐宋以来皆如此。有意思的是元大都的中书省（简称北省，后改为翰林国史院）就设在今钟鼓楼西边，位于凤池坊中心北部。凤池与中书省有着内在关联，因此大都的规划大师刘秉忠选定凤池坊建立中书省，或因中书省所在而命名为凤池坊，蕴意深刻。凤池坊包含玄武池即海子，把海子作为凤凰池，简称凤池。《析津志》中记录：“凤池坊，在斜街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这条斜街就是今鼓楼西大街。

第二，说明万宁桥是闸桥合一的设施：澄清闸。

《析津志》：“澄清闸二，有记，在都水监东南。”说明澄清闸早期为上、下二闸，后来改为上、中、下三闸，是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修建的二十四闸之三，万宁桥西侧即上游为澄清上闸，简称澄清闸，中闸在今地安门东大街的东不压桥遗址处，下闸则在今北河沿北端的北河胡同东口处。澄清三闸之下的水道即为通惠河上游的玉河湾，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

北京的漕运开辟与闸桥的修建始于金代的闸河。《金史·河渠志》载：“金都于燕（始于1153年），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金史·张仅言传》载：“（大定）六年（1166年），（仅）提举修内役事……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金史·食货志》中又有：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的记载，与前面“引宫左流泉”，都是指引白莲潭水，以闸节白莲潭当在万宁古渡。所以金代开发白莲潭时，在万宁桥位置就已修建了白莲潭东闸，这是积水潭所建最早的水闸，即澄清闸的前身。白莲潭东闸推测其应为闸桥合一的木制结构，桥上是一条南北大道，南边可通太宁宫和金中都，北边可至居庸关。

澄清闸本名海子闸。据《元史·河渠志》记载，郭守敬修建通惠河，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之春开工，告成于三十年（1293）之秋，忽必烈赐名曰“通惠”。元贞元年（1295）七月，海子闸改名澄清闸。至大四年（1311）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从之。后至泰定四年（1327），始修完焉。”

上述记载说明，通惠河及其桥闸在1293年建成，玉河湾二（三）闸名为海子闸，木制，过了两年改名为澄清闸，又过了16年，开始将木制闸改为砖石，这一改又过去了16年才全部完成。

第三，说明了万宁桥的建造时间：至元中建？

打个问号，是因为有疑问。至元在元代是两个皇帝的年号。前至元（1264-1294）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至元（1335-1340）是第11代皇帝元惠宗（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年号。考虑到元大都开建在至元四年（1267年），郭守敬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修建通惠河，万宁桥的建成不可能晚于通惠河的建成，所以此至元应该为前至元年间。按“至元中”和忽必烈年号至元年数31年计算，至元中应该在1274-1284年之间。所以许多文章和宣传材料都说万宁桥建于至元二十二年即1285年，是不准确的，以讹传讹了。

关于万宁桥建造时间，虽然历史记载不清，但笔者特别指出，万宁桥前身海子桥的初建时间不会晚于金章宗时期（1168-1208年），一个推测年代为1153年金中都建成时，一个是有“白莲潭东闸”确切记载的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

《析津志·河闸桥梁》还有几条记录如下：

“澄清閘二，有記，在都水監東南。”“洪济桥，在都水监前，石甃，名澄清上闸，有碑文。”“望云桥，在后红门东，今澄清下闸。”“丙寅桥，中闸，有记。”

上述文字可以简单解释为：澄清闸有两座，都在都水监的东南。都水监前面有一座桥名为“洪济桥”，石甃即石桥，实为澄清上闸，旁边有碑文记载。还有一座“望云桥”，在后载红门（即地安门前身）东面，即澄清下闸。澄清上、下闸之间还有一座中闸，也是闸桥合一的，名为丙寅桥，也有碑记，这座丙寅桥即东不压桥的前身东步量桥。

由上分析，元都水监在哪里呢？就在火神庙的位置或其西侧，紧邻什刹海东岸，洪济桥就是闸桥一体的海子桥的前身，但可能是比较小的石梁桥，石甃的意思为石砌。考虑到金、元代的海子比今日水面大很多，其东岸贴近地安门外大街，火神庙和都水监都靠近河岸。《元史·河渠志》说：“海子岸上接龙王堂，以石甃其四周。”四周为石，显然为突出河岸的半岛状或孤岛状存在。

历史文献中没有看到郭守敬建海子桥的记载，只有建澄清闸的记录。但在明嘉靖《通惠河志》中存有一篇元代欧阳玄撰写的《中书右丞相领都水监政绩碑》记载：“闸与桥初置以木，仁宗皇帝延祐中，易木以石（改木制为石造），次第而械之（按顺序依次修治改造）。......系以诗曰：制水有闸，通道有梁，息耗有则，啓闸（闭）有常。”这一段文字说明自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修建24道闸后，在延祐中（1314年—1320年），将木制桥闸改为石造。据[明]周梦旸撰《水部备考》：“澄清闸，在鼓楼南，海子东岸，万宁桥西，至元二十九年建，名海子闸。”（注：有文献亦记为二十五年，兹取前者。）

另外，在1999年万宁桥修复施工中，先后在两岸挖出六个镇水兽“蚣蝮”（gōng fù），在东北雁翅墙上的蚣蝮颏下发现石刻，本文辨认为：“至元四年九月日[旦]刘天杜元礼”字样，至元四年为1267年，即忽必烈营建大都城的开始。（注：石刻文字中刘、礼二字非为繁体，考虑元代已经有此二字简体使用，称为俗字，故可认为刻于元代。）

万宁桥东北雁翅墙上镇水兽蚣蝮颏下石刻

结合上述历史记载和石刻文字，可说明万宁桥和澄清闸的修建要早于郭守敬开通惠河的时间，而且万宁桥下游一段成为玉河（注：又称闸河、御河）的时间，也是早在金代就存在（或开挖）的一条河道，郭守敬只是选对了进出积水潭的位置和总路线，由此疏浚修建了通惠河，而且极大可能对万宁桥和澄清闸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比如扩大孔径、加高桥身、将原来很小的洪济桥改为较大的木梁桥，并在下游加设澄清中、下闸等等。

另外很重要的因素是要考虑到大都的建设需要。处于中轴线交通要道上的的万宁桥，以及东、西两座步量桥的修建时间，按说不会晚于大都兴工之年，甚至头一年已经做了开工准备。如《析津志·名宦·张柔》记载：“至元三年（1266年），城大都，（张柔）起判行工部事，进封蔡国公”，负责大都施工。而如此交通关键所在，当为运输建筑材料早为预备先通桥道，将1266年作为万宁桥和元大都的共同开建时间，应该是合理的。

还有一个重要佐证，即“丙寅桥，中闸，有记”中透露的历史信息。“丙寅”显然是东不压桥起初的名字，本文推测其意义表示为干支年代。元代丙寅年，只有1266年（至元三年）符合东不压桥的建造时间。因为丙寅年建成这座桥，这一年不仅开始了元大都的建造，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称帝的60周年（前一个丙寅年1206年），忽必烈将此作为重大的纪念之年是很有可能的，将位于皇城东北角東西交通要道处的桥梁取名“丙寅桥”，当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如果丙寅桥建于1266年，那就早于郭守敬修通惠河的时间，万宁桥的修建时间应该不会晚于丙寅桥，两者可能同时开建于丙寅年，同为元大都的“奠基纪念之桥”，这是最有可能的。

综合上述，元代万宁桥建成于至元四年九月（1267年10月），始为石基木梁桥，到了延祐中（1314—1320年），随同木闸改造为石拱桥。

第四，万宁桥之名大有来头。

中轴线上的桥名很重要。元明清三朝中轴线上曾经出现过永定门桥、天桥、正阳桥、万安桥（湮没）、龙津桥（湮没）、外金水桥、周桥（湮没）、内金水桥、升平桥（神武门桥前身）、万宁桥，加上午门前涵洞，一共11条水道11组桥涵。其中惟有万宁桥的名称五花八门、俗称最多，显然其起源早于中轴线，建成之后又处于市井繁华之地，皇家重新正名“万宁桥”，方造成如此局面。

文前举出万宁桥各种大小名号，其中洪济桥已如前述，大约早于元代；北门桥、后门桥、地安桥，应该在元代建厚载红门、明代建地安门之后；至于月桥、越桥，以及大桥、天桥、官桥，估计取象拱桥形状等，皆见于民间和个别诗文雅兴发挥者，但亦表明该桥甚高。惟有“万宁桥”之名值得考究。按字面意义，万宁指万方安和、天下安宁之意，很浅显，不过，深究一下万宁桥的含义还是大有来头的。

据史料记载，北京“三海大河”为古永定河（高梁河）道的遗沼湖泊，处于汉唐幽州城的东北方，在辽代时开始被改造成为城郊苑囿，在湖心岛上营建了瑶屿行宫。金代将其大规模扩建成为白莲潭及太液池，营造宫苑，始为北宫，后为专供皇家游幸的太宁宫。前引《金史·张仅言传》：“（大定）六年（1166年），（仅）提举修内役事……护作太宁宫。”还有《金史·地理志》中都路：“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1179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1191年），更为万宁宫。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据《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记》所记：传成吉思汗圣旨，“改北宫仙岛（即金太宁宫）为万安宫，长春观为长春宫。”成吉思汗将万安宫送给丘处机做隐居修行之所。丘处机曾经游览并赋诗：“虽多坏宫阙，尚有好园林。”直到元大都正式兴建之前六年，约在1260年，这里就成为忽必烈的夏宫，改名为万岁山。琼华岛是太宁宫的西苑，太宁宫即万宁宫、万安宫，推测应在今故宫一带，位于其后身的万宁桥一名应即源自更早的万宁宫。

与万宁桥相对应的还有一座号称“国桥”的万安桥，就在《析津志·河闸桥梁》中记录：“万安桥，在五门外，古今号为国桥。”万宁桥与万安桥似乎是一对“天安地宁”的绝配，非常讲究，而且生活在元代的作者熊梦祥说它“古今号为国桥”，那就有可能元代之前的金代就有这座万安桥了。国桥应在国门之前，如果不当国门，当在金代皇家的太宁宫前亦不为不可能。万安桥在五门外，一是指元崇天门，约相当今宫城之午门，那么万安桥如同“周桥”。二是指丽正门，约相当今之皇城的天安门，万安桥如同“金水桥”。在元代的很多诗文中将丽正门简称为五门，《析津志》中紧接着万安桥还介绍到：“龙津桥，在丽正门外，俗号第一桥”，所以万安桥最大可能是指丽正门外第二桥，其位置大致就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而第三桥相当于今正阳桥位置，旁边有“独树将军”。两者简直是“万字桥”的天作之合，难以相信偶然形成。

另外，元人可能喜欢万字，如万岁山、忽必烈建的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还有万宁桥北边不远处还有一座大天寿万宁寺，建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为成宗原庙。万宁寺内的中心阁位于今鼓楼东侧，是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据有关专家考证，今草厂胡同12号就是万宁寺残址。前述，元贞元年（1295）七月，海子闸改名为澄清闸，估计此时海子桥一并改为万宁桥，十年后建成万宁寺，寺以桥名。

元代还将澄清闸称为万宁闸，但不知何种原因，万宁桥大名在清代后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都称其为后门桥、地安桥，甚至正名为地安门桥，如[清]《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地安桥，俗称大桥，旧为万宁桥。”直到2000年12月重修完工，在侯仁之先生建议下才恢复了万宁桥原名。

第五，万宁桥有多大？
说到万宁桥，多数人说看起来很小。还有一张图片给人带来疑惑，就是《唐土名胜图会》中的万宁桥，有点类似八里桥，不仅是三孔，桥面还如此之高大，值得解释。

《唐土名胜图会》中的万宁桥

《唐土名胜图会》于日本文化二年刻成，正当我国清嘉庆七年（1802年），是一本非常难得的详尽介绍北京历史地理的书籍。但该书编著者为冈田玉山等人，他们没有来过中国，仅凭到手的北京图书所作的二次创作，虽然细致入微，难免张冠李戴，如万宁桥的形状就错的离谱了，万宁桥不是三孔而是单孔石拱桥。
明代曾重建万宁桥拱券的上部结构，清代更换过桥栏杆。1924年，为修筑北新桥至太平桥（今和平里）的北线电车轨道，大大地降低了桥面的拱度。现今实存桥长约33米，宽约20.5米，桥面用块石铺砌，中间微拱。桥梁结构为单孔半圆石拱桥，拱脚跨径7.3米，拱券为纵列砌筑，净半径3.65米，券石厚0.9米，拱顶结构厚0.5米，券侧金刚墙（闸墙）顶至拱顶下缘0.9米，现今常水位处拱券间距为6.8m，闸墙净距同拱脚7.3米，常水位至拱顶距离2.1米。桥面东西两侧有桥栏，望柱32根，栏板30块，两端有抱鼓石，其中保留下来的旧望柱和栏板风化严重，东侧8根、8块，西侧7根、6块半。望柱为方形莲花柱头，高约1.66米。栏板高约0.9米，宽约1.8米，上部为镂空寻杖，雕有宝瓶与云朵（瘿项），下部实心栏板浮雕纹饰。东西两侧拱顶石即龙门石（拱心石）为高浮雕的龙首，风化非常严重，细节缺失。
关于古代万宁桥澄清闸大小的记载很少，清代曾经俗称大桥，应该指的是桥面比较高，而拱券一直没有变化。桥梁大小，首在泄水，其次跨越，而闸桥还要满足漕运需求，跨径就必须要小。对于万宁桥来说，水位高低是最大的因素。因为水位太低、流量过小，无法行船，水位太高、流量过大，漕船又无法钻过桥洞。如何设计闸桥满足漕运要求，虽然看不到历史文献记载，不妨根据现状和考古材料进行一番推论。
首先，从水量调蓄角度做一个总体探讨。
早期和简单的船闸为单闸，船到闸前需要人工翻坝，如北京坝河上的“阜通七坝”，船不能全程航行，只有水坝低矮者需要人力将船牵引过坝，多数则只能靠人力搬运货物过坝换船，费工费时。与单闸不同的是复式船闸，可以多快好省。公元423年，扬州附近运河建造的两座斗门是京杭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船闸。北宋期间（984年）建造的真州闸，是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船闸。北京元代通惠河上郭守敬修建都是复式船闸，是全世界最早的多梯级式船闸。梯级式船闸闸门分为上、下两座，还有象澄清闸一样分为上、中、下三座的。上闸以上为上游水源或水库，如什刹海；上、中、下闸之间的水道为闸池、闸室。根据各种资料，玉河湾的上段闸池长550余米，下段长亦为550余米，总长1100米，落差2.7米左右；下闸之下为下游水道，即北河沿前身玉河，下接文明闸和通惠河。
为了保障汛期航运安全，在堤岸适当位置修建设滚水坝和减水闸，保证河道泄水。为了控制闸室水位，有的复式船闸旁边还设有调蓄水量的澳池，配有澳闸，分为存蓄上级排水的归水澳和可灌水入闸池的积水澳，玉河湾下段北侧疑似建有澳池。
船闸的设计需要考虑：闸池长度、水位差、充放流量、蓄水水深、存留船舶数量、每次过闸的运输效率等因素。由此可知：闸门上下游的水位差不能过大，也不能很小。落差很小时，显而易见没有必要性，但上下闸门的最小距离即闸池大小，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落差很大时，闸门启闭的时间长、难度大，向下泄水时，一是水流湍急，易致冲刷破坏；二是达到上下游水位基本持平便利行船的时间太长，易丧失宝贵的水源；三是漕船逆流过闸将很困难；四是闸板关闭后，受到的水压力很大，容易折损。所以，桥闸的宽度一般很窄，受到木制闸板条件的限制，板长多在5、6、7米左右，澄清闸约为7.6米。
漕运繁忙时，闸门每天需要数次启闭（关于启闭次数尚未见到具体记录），《明宪宗实录》有：“闸河随时开闭，天旱水小则闭闸潴水，短运剥船；雨涝水大，则开闸泄水，放行大舟。......臣等勘时，曾将庆丰、平津、通流等闸下板七叶，剥船日验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则，大船亦可通行。”明宣德《漕河图志》：“务侯积水至六七板，方许开放。”《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漕船到闸，须上下会牌俱到，始行启板。如河水充足，相机启闭，以速漕运。不得两闸齐启，过泄水势。”为了提高运输效率和节约用水，要尽量减少闸门启闭次数，“启完即速过船，船过完立即闭板。闸板间用草塞边缝，尽量减少漏水。”
闸门启闭多以闸前积累的水深和泄水后的余量水深、船只积累数量作为开闸依据，并实行船队编组过闸。据《水利与交通志》引用[明]万恭《治水笙蹄》中看到：漕船重载入水至少三尺五寸，漕船宽一丈五寸的标准，提出闸门前后段疏浚的规定尺度是深不过四尺，宽不得过四丈（以便两船并列），“务令舟底仅余泛舟之水，船旁绝无闲旷之渠”。闸门段过水断面减少，有利于增加河道段水深，达到节水通航的目的。万恭将这一经验总结为：“以少浅治多浅，以下水束上水。”也就是说闸门上游水深、过闸水深、闸室的长度和蓄水量、船只最高存量和编组长度、过闸速度与最大通过量都需要设计，加上逆水行舟导致的时间延误，使得闸门越窄越好、闸室不能太宽太长，否则不仅要等待二次或三次过闸，还会导致上游水源（水头）的巨大损失。这就看出为什么万宁桥桥下净空、澄清闸门宽度很窄，以及分设为三闸两段的根本原因了。
设想一下，澄清上闸开闸必须使桥下水位逐渐降至与下游闸池高水位持平，如果高差过大，还将降低什刹海海子的水位，反过来说海子的水位需要控制不能太高，也不能过低。当上游自西山来水很大时，将通过长河的广源闸、西城（会川）闸、朝宗闸（德胜门水关）等闸节制，必要时可通过西压桥（西步量桥）下的响闸泻入太液池（北海），以减少澄清上闸的压力；海子水面过低时，亦可关闭响闸，以保证澄清上闸水量。关于此点虽然未见文献记载，但从郭守敬的漕闸修建亦可做出此一合理的推测，因为问题就在于必须保证澄清闸的正常运行。由此可推测海子水系上下游各闸口等设施的系统设计、协调运行的必要性。
其次，从船闸运行角度考察。
“上开下关，上关下开”不仅是复式船闸启闭规矩，也是保证有足够的水量能够行船的需要。欧阳玄《中书右丞相领都水监政绩碑》中记载元代漕闸运行制度为：“制水有闸，通道有梁，息耗有则，啓闸（闭）有常。”即由闸来节制河水的水量与水位；用桥梁联通两岸的交通（每座闸上当有桥梁）；“息耗”指水位的升降，积水为息，放水为耗。“则”指水位标尺，调节水量当以水位标尺为根据；啓闸（闭）有常，开启和关闭闸板当有一套工作规程，这里的“常”即规程。
《明宪宗实录》：“闸下板七叶（页），剥船日验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则...。”说明除采用闸板为水位标尺，还标记有官定水则。闸板厚度约八寸（25厘米），一叶闸板高约一尺（25-30余厘米），七叶合计1.75-2.1米，即5-7尺多的水深。庆丰闸闸板长过丈五（5米，过短），一说闸口宽6.4米，闸板由13块叠梁木叠置而成，毎块闸板尺寸为6.5米×0.3米×0.3米，板侧两端各有供起吊闸板的铁环，以挂铁钩或系闸绳， 由闸夫凭绞关石辘轳提阏。挖掘出的澄清中闸桥台净距仅5.6米（闸口宽6.1米，似乎矛盾），下闸闸口宽为6米。对比一下，庆丰闸宽6.4米，八里桥中孔净宽6.5米，澄清下闸宽6米，而澄清上闸宽达7.3米，其闸板可能是通惠河最长的，约7.66米，闸门也是最宽之一。
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船比较大，有发现元代木制古船长18米，宽5米，每艘船可载运二、三百石粮食。山东运河出土的一艘明代的木帆船，全长21.8米，船身为柳叶形，中部宽3.44米，头部1.9米，尾部1.56米，排水量为32吨，据专家推算，这艘船一次能运载12至15吨物资。明代，对于漕船的样式的规定是：内河漕船底长5丈2尺、梢长9尺5寸；头长9尺5寸，底阔9尺5寸，底头阔6尺等，换算长度为17.2米，宽度为3.1米。进入玉河的平底剥船还有小的，长13米、宽近3米，可装载100多石（6吨）的粮食。剥船可以单独行驶，也可以连成一串航行。按照上述数据，可以看到澄清上闸、下闸可容下两只船并行或上下错行，但中闸较窄，似乎是后来改小了。即使吃水4-5尺（约1米多）的大船，单独过桥亦无问题。
今天万宁桥下的水深约为1米，水面至桥孔劵顶的高度为2.1米，人们由此认为它难以通过古代运输漕粮的船只，进而推测石闸虽是元代所建，但拱券桥可能是明代所建。据岳升阳先生在《都火神庙前的元代积水潭石岸—阅读大地文献》写道：“元代万宁桥初建时桥下的净空高度约为6米，即桥下金刚墙高度约为5米（注：实际拱券为半圆拱，半径3.65米，故金刚墙高度为2.35米）。桥拱券的最高点高出两侧雁翅金刚墙1米（注：0.9米）。若当时的湖水深度为3米（注：高于拱脚0.65米），那么水面至桥拱券顶面的高度应为3米左右，若水深不及3米，桥下净空还会更大，这样的高度应能通过体形不高的漕运船只。其后由于湖底淤积逐渐增高，漕运废止，桥下的净空高度不断减小，遂给人难以通船的感觉。”
岳文提到万宁桥下总净空6米，水深近4米，估计这应是早期情况。如此水深，中闸就没有必要设置了。只有河底淤积使得水深变小，按此推测先有两闸、后改三闸是有可能的。实则桥下不能维持很大的通流水深，应该有河底闸坎以控制闸下过航最大水深，同时以保留海子的“死水位”。而且要知道漕运船只逆水来到海子，要到达的是水面高度。
再其次，澄清三闸水位关系和万宁桥“二龙戏珠”探究。
闸官需要依据水位高低变化调蓄水位、管理行船过闸，船夫也需要观察水位以行船，水位标尺和各闸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协调一致的运作很重要。
万宁桥澄清闸的水则可以采用“镇水兽”来表达，东西两组雁翅镇水兽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本文推测特别是西侧的南北两组独特的“二龙戏珠”意义非凡，每组可分为上、中、下三个位置，雁翅顶部的龙头代表最高洪水位即危险水位，此高度已经淹没万宁桥桥孔2/3；其垂到雁翅墙壁上的两只龙爪各抓着一团水花，与尾巴齐平，代表最高通航水位；中间的龙珠石球则代表正常通航水位；下面的龙头表示低水位，低于它就难以行船了。这种设计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但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呢？
根据《北京玉河2007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等相关数据资料，万宁桥桥面高程为48.04米，桥头地面高程47.5米，其它数据和澄清三闸的水位高程关系见附图1。由澄清三闸水位关系，结合万宁桥澄清闸的尺寸数据，可推算澄清上闸与镇水兽的水位关系（见图2），并可表现为镇水兽的水位意义表达（见图3）。

图1 澄清三闸水位关系示意图

图2 万宁桥澄清闸与镇水兽水位关系示意图

图3 镇水兽水位表达示意图

特别是二龙戏珠镇水兽的上中下关系不仅基本上吻合了本文推算的三闸水位数据，还可以看到与元代尺度完全吻合的情况，足以证明上述推断是合情合理的。
据传说，在万宁桥下石拱正中间刻有“北京城”3个大字，北京的“京”字又正好坐落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河水上涨时，如果把这3个字淹在水下，北京就有遭遇水灾的危险，故有“水淹北京城”之说。不过，据考察，所谓“北京城”几字，并没有发现过。虽然传说有鼻子有眼儿的不可尽信，但确实反映了万宁桥下的水位观测，尤其镇水兽所表达的水位含义与指导漕船过闸的作用，成为北京城旱涝的重要标尺和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深刻记忆。

第六，一个发现：闸前栏杆设置。
观察澄清闸的绞关石和闸板槽似乎与其它船闸没有多大区别，但在西侧闸板槽上游邻近一米位置，在闸墙侧面凿有一个宽60、高40-50厘米不等的矩形石窝，深度与闸板槽相同约20厘米，居中一侧还有一道比较小的石槽，竖直通向水底。相对应的南北闸墙两岸在同样的位置都设有这样的矩形石窝和石槽，且相互直对。看来绝对不会是自然形成的，应该是有意设置修建的专用设施。
对其用途，本文大胆推测：这里应该是为了装设水上安全护栏，防止漕船未经允许径直冲撞船闸。具体运作时，两侧闸墙上各站一名闸夫，用绳索铁钩牵住横跨水面的长度有7.66米的木梁，将木梁两端置于南北石窝中。拦住漕船；当开放闸门时，则将木梁置于石槽中沉入水底（应该有配重），以放行漕船。石槽没有贯通到墙顶，是因为不用提出到地面上，如果需要更换，石窝的尺寸足可以将木梁取出（见图4）。

图4 万宁桥澄清闸前水上安全栏杆推想示意图

最后，一个推测：玉河湾弯曲原因探讨。
地安门东侧的玉河湾可以说“无来由的”出现了一个大“S”形弯，一方面不利于行船，尤其在皇城东北角处的几乎呈90度直角的拐弯，当处还设有澄清下闸，又增加了过闸的困难；二方面造成皇城缺角或城墙修建的困惑，无论元代还是明初，玉河在此穿进穿出皇城应是不合理的，而且至今尚说不清楚此处皇城的具体位置。
另外，对于漕运来说，显而易见流量越小效率越低，落差越大需水量越大，而且河水总要下泄，如果中途蓄流一部分，随时补充闸池水量，可以节省水源。澄清上闸至下闸距离约1100米，落差2.7米，坡降千分之2.45，还是很大的，所以在下闸附近的玉河湾处就有可能在存在一个水澳，即蓄水湖，以作为临时蓄水、停泊船只的水面。这个水澳有可能与神秘的元大都的“东湖”有关，而且在增设澄清中闸之前就存在过。

图5 澄清三闸、桥梁与元明皇城位置关系，以及玉河湾蓄水湖（东湖）推测示意图

本文试图给出一种可以解释的“方案”（见图5）：元代和明初的皇城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缺角的，以让出玉河湾，因为玉河湾的河道水面比较大，存在一个蓄水湖，也即丘处机“浴于东溪”“大雷雨导致太液池崩岸，水入东湖”的东湖，也是玉河的前身。一方面在此修建皇城的东北直角比较困难，还要二次跨玉河；二方面郭守敬利用原初河道建通惠河，非常便利，否则河流改道的工程异常浩大；三方面此处天然具备了蓄充漕运闸池水量的条件，这一点可参见澄清三闸水位关系示意图，在澄清下闸处的闸前水深比较大，考古挖掘现状也可看到此处插槽很深，几乎形成了一个大漏斗；同时漕船在此临时停泊，于周转、编队和调度很有利。由此推测在澄清下闸的外侧（下游）的北面，即正对北河沿下的玉河处可能设置有一座“澳池”水闸，甚至可以行船，这就解释了玉河在此直角转弯的问题。而且，基于设计的合理性，也可以合理推测此处的望云桥应东西向横跨澄清下闸下游的玉河，因为南北向没有交通需求。
本文上述各种推测之说，仅为一家之言，七百五十多年前的万宁桥还有许多秘密和故事，比如为什么在海子水关之处出现一座火神庙，水火难容，却相安无事，可否是“未济、既济”卦象之设？还有万宁桥与鼓楼、东不压桥、西压桥的距离完全相等，有何安排？这些均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希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最后，值今年世界读书日阅读历史之余，让我们欣赏元人焦景山对万宁桥提升闸板的生动描述吧：
六丁竭力用功夫，不用长虹枕海隅。石齿冷涵云迹润，树头寒挂月轮孤。
嘶风宝马踏晴雪，出蛰苍龙戏贝珠。伫立细看今日事，临邛未遂马相如。
诗人话语中闸板提升是极其费力的（不是有的文章说的维修），每当闸板被提起，喷涌而出的河水如同宝马嘶风于雪原，又似苍龙蛰起浪花，令人目迷神眩，不禁想起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汩乎混流，顺阿而下。...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此种联想，以《上林赋》比喻万宁桥下始发的激荡千里运河之水，诗情画意真乃画龙点睛，恰如其分。

来源: 北京建筑大学王锐英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