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古称金陵山，自三国时被诸葛亮誉为“钟山龙蟠”以来，一直为帝王将相、大家巨擘、名人雅士所青睐。南朝山谦之《丹阳记》曰：“出建阳门望钟山。”南朝沈约题有《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唐李白则在《登梅冈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中云：“钟山抱金陵，霸气昔腾发。”而历朝历代隐居于此著书立说者，与斯山结缘者，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为钟山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使得钟山成为文都南京的文化高地。在汗牛充栋的钟山历史文献中，足以赓续历史血脉和文化传承的钟山碑刻，更是如山花烂漫，为钟山增添异彩。

“极美钟山•人文篇”之《墨迹风雅》

根据清代江宁（今南京）文人严观《江宁金石待访目》记载，钟山区域早期碑刻，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吴黄龙元年（229），孙权下诏迁都建业（今南京）。吴神凤元年（252），孙权病逝，葬于钟山南麓，其葬地被称为孙陵冈，即今天的梅花山。《江宁金石待访目》提及“《凤凰元年碑》：在孙陵冈。《舆地纪胜》引《丹阳记》”。“凤凰”为吴末帝孙皓的年号，凤凰元年即公元272 年。这是目前寓目文献中，钟山区域内较早的碑刻，距今已有1 750 余年的历史。

建康（今南京）作为都城的南朝时期，碑刻从数量上讲是相对丰富的。这一时期的碑刻主要有：梁武帝大同元年（535）所立、石兴撰的《蒋山头陀寺塔碑》，梁元帝撰的《钟山飞流寺碑》，梁王筠撰的《开善寺碑铭》，梁简文帝撰的《答广信侯开善寺听讲书》，陈江总撰的《钟山尚法师碑》。

考察文献后发现，自隋以降，钟山碑刻的数量并没有受到政治中心北移的影响，相反，由于宝志和尚葬于此，唐宋时期，钟山碑刻呈现出繁荣景象。

唐代碑刻主要有：石洪撰、贞元七年（791）立的《钟山林下集序》，宋整撰、宋涣正书、咸通三年（862）十月立的《重建开善寺记》，李陶正书、顺义七年（927）六月立的《开善寺浴院井记》，颜真卿撰的《宝公禅师赞》，李顾行撰的《开善寺修志公堂石柱记》等。

北宋时期，钟山又因王安石的驻足而人气骤增，众多文人骚客纷至沓来，形成数量可观的作品，如：王安石为太平兴国寺而撰的《宝志公铜像铭》，王安石撰的《蒋山钟铭》，刘岑撰、淳熙十六年（1189）立的《蒋山大佛殿记》《钟山道光泉记》，僧赞元撰的《蒋山太平兴国寺庄田记》，以及南宋陆游等人的题名石刻等。

元代碑刻历来属于稀缺之物，与钟山相关的仅有翰林院学士虞集所撰的《太平兴国寺记》。

令人惋惜的是，除南宋陆游等人的几通摩崖石刻外，钟山境域内明代之前的大多数碑刻，已经佚失。

1960 年11 月18 日，一个惊人的发现轰动了文物界。在南京城东北钟山西侧太平门内富贵山，发现玄宫石碣，被认定为《晋恭帝墓石碣》。晋恭帝，即司马德文，其葬地为冲平陵，石碣上刻“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已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26 字。《晋恭帝墓石碣》自发现后，即成为现存钟山区域内最早的碑刻，为研究钟山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

作为钟山人文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仍然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有鉴于此，2022 年，中山陵园管理局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编纂《墨迹风雅》，对钟山现存碑刻一一梳理，希望通过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形式，将钟山碑刻文化呈现在读者面前。

《墨迹风雅》收录了32 个词条，涉及现存或佚失的碑刻，主要集中于宋、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既有陆游等人的题名碑刻，也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圣祖玄烨、清高宗弘历等御题碑刻，还有与倡导天下为公理念的中山先生有关的碑刻。在这里，一通碑刻，就是一个精彩篇章，叙述着一段或波澜壮阔，或意气风发的故事。由于民国时期南京的特殊地位，民国政要，诸如谭延闿、林森、张静江、于右任等，成为这一时期撰写钟山碑刻的重要群体，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艺术珍品。

略有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东马腰附葬场碑刻、白马公园碑刻，未能在书中一一展示。但可以肯定的是，相较于已出版的碑刻内容，《墨迹风雅》力求每一词条均有突破。写作时兼有考证，集趣味性、知识性、艺术性于一体。但由于时间紧迫、学养不足，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不吝指正！

本文选自“极美钟山·人文篇”之《墨迹风雅》（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编写，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张智峰、张瀚巍、成才主编）。

来源: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