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让数以千计的物种濒临灭绝。在陆地上，紧迫的威胁包括农业扩张，尤其是向热带森林的农业扩张，以及通过收割和伐木进行直接开发。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加速了气候变化，加剧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大自然的衰退会通过改变生态系统服务流（flows of ecosystem services）来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些服务流在社会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尤其是在人们依赖于直接获取和转化自然资源的地方，自然保护、眼下的资源需求、以及支持未来或远程受益者之间会需要进行权衡。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有助于鼓励保护工作。但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全面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和成本的对比性土地利用方案的经济后果的综合评估都非常稀缺。大多数区域范围内的估价都因未能考虑以下因素而受到限制：（1）多种服务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2）管理制度替换的直接和间接成本；（3）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分配（我们认为这对制定公平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在此，我们会报告一项长达十年的工作计划的成果，该计划旨在通过详细量化坦桑尼亚东部弧形山脉（Tanzania’s Eastern Arc Mountains）的六组服务和三种成本类型（管理、损害和机会成本）来应对上述三个挑战，该山脉覆盖了500 万公顷的非洲东部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在本文中，为了确定保护所有剩余的东部弧形山脉的森林和林地的经济收益和损失，我们做了两种假设来比较：未受保护及随后的资源枯竭（the “depletion way”），其中（作为栖息地,甚至在保护区内的持续损失的极端表现）保护区和养护区在假设场景开始时就已经开始退化，导致所有森林和林地资源不受限制的使用并逐步退化为小农农业生产所用；以及受保护的（the “conservation pathway”），其中（作为有效保护的极端表现）管理支出被增加以确保所有剩余森林和林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我们开发了为期 10 年（2007到2017年）的生态服务模型，该模型建立在对数千名坦桑尼亚人（农民和非木材林产品 （Non-tinber forest product, NTFP）生产者、坑锯工、木匠、木材和木炭经销商、酒店经营者和保护区管理者）进行的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与农业和家庭普查数据、土地覆盖数据以及超过 2000 个植被地块和干扰横断面相结合。为了解决服务、间接成本和替代行为之间的空间和生物物理学的相互作用问题，我们以 1 公顷分辨率模拟了存量、成本和相互作用的服务流。利用自然资本核算方法，考虑到一系列成本和服务（或损害），我们判明了每种假设下随着时间推移的货币收益和损失（不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估值的重要方面）。然后我们将不同路径之间的结果差异作为继续保护东部弧形山脉剩余木植的净收益指标。我们将这些结果按利益相关者群体（本地、国家、国际）和山区块进一步细分，以便与生物重要性进行空间比较。虽然我们的详细结果显然是针对东部弧形山脉的，但我们相信我们所发现已经进行了的权衡——尤其是在地方规模的农业效益与全球水平的排放及栖息地资源持续转换利用所可能导致的灭绝的后果之间的权衡——很可能符合全球很多地方面临的情况，因此表明我们的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相关性。

在下图中的线条所描述的未受保护及随后的资源枯竭假设下，农业产量随着土地资源转换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长趋势会因农作物生长的适宜气候条件限制而有所放缓。野生动物对农作物的破坏随着被碎片化的森林区域被农业活动消耗而减少，而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业则随着酒店附近的自然景观和有魅力的森林物种（如珍稀猴类、鸟类、变色龙）的消失而减少。除茅草外，非木材林产品 （建筑用木杆、木柴、木炭）和木材（不同质量等级）的流动都来自同一生物质资源库或受其间接的影响，因此在资源枯竭和最终崩溃之前会出现波动。在20年的时间后，从地上碳存储地以及脆弱的山地土壤逐渐裸露和侵蚀过程中共排放出478吨二氧化碳。明杜水库（Mindu Reservoir）中的沉积物不断累积，影响了莫罗戈罗市（Morogoro city）的饮用水供应，而鲁伏马河（Ruvu River）中的高沉积物负荷则增加了为坦桑尼亚人口最多的城市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供水的水泵发生故障的可能性。

生态服务和损害的生物物理学流动/ 图源：Springer

相比之下，在受保护假设下，增加管理投入可确保稳定的生态服务流，而完全禁止资源采集的保护措施每年可封存 0.99 吨二氧化碳。

通过跟踪这些流向东部弧形山脉地区内外的受益者或成本承担者的情况，扣除管理成本和农作物损害后我们认为在受保护假设下能够创造的价值为 1.61 亿美元。未受保护及随后的资源枯竭假设开始时每年会损失 3.78 亿美元，但因为碳排放成本（按 2020 年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平均市场价格 28.55美元 / 吨二氧化碳）逐渐被不断提高的农业产量所抵消。20 年内的农业、作物损害、非木材林产品、木材和管理的现时价值在未受保护的假设下时高于受保护假设下的价值，而在旅游、碳排放、碳固存和饮用水方面则相反。未受保护的假设情境下还会导致数百（或数千）个物种灭绝。综合所有收益和成本类别，与持续消耗至资源枯竭相比，保护对整个社会的收益更大。

两个假设场景下的收益与损失对比/ 图源：Springer

然而，将这一在全球范围内生成的价值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分别计算后会发现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对于大多数碳价格、贴现率和农业产量，地方—农村利益相关者承担了大量的净保护成本，而国际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则享有可观的净收益。当地损失主要来自农业收益以及非木材林产品和木材产品。对保护区管理的国际投资将为国际利益相关者带来104亿美元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每在保护行为中投资1美元可带来37 美元的回报。国家级利益相关者（城市居民和其他非本地坦桑尼亚人）的结果则更为平衡，其中高价值木材、木炭和管理成本，以及碳排放和饮用水等因素的影响最大。

将结果按空间细分，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山脉区块都存在能辐射全社会范围的的净保护收益。此外，我们对单位面积净保护收益的估算与每个山脉区块的生物重要性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之前说到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因所包含的服务、生物多样性指标、比较方法和分析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在此我们发现，当按利益相关者群体对生态系统服务净收益进行分类时呈现的规律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正面的，但对地方——农村利益相关者而言则为负面的。这是因为与东部弧形山脉地区更多地方性相关的因素（如稳定的降雨量和海岸线）支持较高的植被生物量，但同时通过对农业适宜性和沿海市场进入的影响而对人类定居点有利。这就导致在受保护情况下最重要的生物区域中，对于生物区域当地的机会成本更高（而在消耗的情况下，全球成本更高）。

东部弧形山脉地区区块的保护行为净收益（损失）与生物重要性之间的空间一致性 / 图源：Springer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公平分配保护的净成本的迫切需要，同时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收益和支付能力。考虑到国家从保护中获得的收益与损失之间的微妙平衡，在可预见的未来，解决当地的净成本将需要从其他地方进行资金转移。

当然，我们研究结果的细节是针对我们的研究区域的，但东非山地及其他地区的其他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人类威胁和生态保护挑战。我们的研究评估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所提供的大部分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我们认为，与东部弧形地带一样，在许多类似情况的地区，保护与农业生产转化行为之间的基本权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市场化的碳和生物多样性价值与农业市场上的收入的对比所驱动的。事实上，同样的矛盾也是英国等温带地区土地利用政策决策的核心。

（注：本文仅供资讯参考，不代表平台观点。）

编译：梁弘尚 审核：Sara
编译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CBCGDF）国际部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BNU-HKBU UIC）全球化与发展（GAD）专业联合发起的“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的学生

参考资料：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640-023-00798-y

来源: 海洋与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