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天下和平”琴（下）

吕埴 文化学者

琴道之思想

同治、光绪年间，朝中有清流派。所谓“清流”，本指历代清议朝臣，以犯颜直谏为标志，比如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士大夫言论势力。晚清清流派主要集中在翰林院，讲官们热衷雅集唱和、金石考据、学术校勘，遇到时政要事，就连篇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

清流派初以大学士李鸿藻为首，张之洞与朝廷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等交往甚密。后张之洞渐渐成为中坚力量，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张之洞“实为之袖”。他为民请命、冒死劝谏，体现了秉公持论、伸张正义的清流本色，其中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庚辰午门案、修改伊犁条约等更是让他名声大噪。

张之洞在主政山西时期，开始从保守的清流党人转向洋务派，并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他聘请传教士李提摩太为顾问，指导传播科技知识，设立洋务局，还发布《延访洋务人才启》，发展冶铁工业，并编练新军。其后主政湖北18年期间，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养育新人才，在武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兼及水路交通、轻重工业、文化教育、军营制度、城市建制的区域近代化体系。

正是晚清特殊的历史时代，使张之洞经历了从清流到洋务的人生转变，他提倡新学，办洋务，始终徘徊周旋于改革派和守旧派新旧势力的漩涡之中。他既要变法图新，又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所以顺其自然地充当了新旧、中外之间的调和者。其《劝学篇》更是以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调和论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重申“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是中国的“道”，主张以“三纲”和传统儒家经学维系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坚守此“道”的基石上方能接纳西方技术之“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上升成为晚清政治的基本准则，甚至延伸为一种文化模式和教育模式。

1903年，张之洞主持厘订《癸卯学制》，明确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立学宗旨，学习新学实业致用社会，但无论何等学校，即使翻译馆也必修“人伦道德”一科，坚守儒家纲伦，内容必须“宗法孔孟，纯粹谨严，讲人伦道理”。也就是说，张之洞“中体西用”实为以西方之“器”维护中国固有之“道”，道在器先。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是以中国封建纲常名教为主体，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辅助的文化观和政治观。“变器不变道”的中体西用论，逻辑上的矛盾本身就体现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心态上的矛盾。张之洞是“趋新”和“守旧”的复合体和矛盾体。一方面，他是进步的，直接接受维新派某些主张和做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从某种意义上讲，1911年爆发的辛亥武昌首义拜张之洞所赐，正如孙中山1912年时所言“南皮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另一方面，张之洞竭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中正平和”，是张之洞为政之道，也是儒家琴道思想之核心。张之洞身兼朝廷重臣与文坛领袖二重角色，却接受正统儒家思想和礼乐文化熏陶，有着深厚的古琴情缘。他是带着传统儒学的深深烙印进入晚清变局的，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并没有颠覆他业已形成的观念形态和深层的心理结构，只是迫使他寻求将已深入骨髓的传统价值、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与社会现实之间进行整合。或许正是秉持了这种“中正平和”的儒家琴道思想，张之洞能够在晚清朝廷进退周旋，最终成为新旧势力的调和者。

张之洞坐像

张之洞有三首琴诗，可以洞见他的琴道思想。其一《琴台》：

“漫嗟孤调閟朱丝，当世遗音后世知。

梅子山清湖水白，良宵可有抚琴时。”

张之洞为官清正，领悟并享受古琴的“中和”之美，其所斫古琴“山水清音”“淡泊明志”，都反映了他恪守儒家琴道思想。

其二《汉上琴台》：

“庄叟忘言痛惠施，伯牙辍响为钟期。

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混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推琴慷慨秦廷对，孰使谋之自败之。”

张之洞锐意进取，却创业艰辛，但他始终审时度势，不计成败勉力支撑。

其三《文山叠山二琴拓本》：

“重儒莫如宋，独有文谢美。

烈烈柴市风，湛湛桥亭水。

无忝文丞相，岂愧小女子。

诚和一木微，终为三纲死。

幽情托朱弦，激昂作变徵。

德音不可闻，遗此双藤纸。

超然汪元量，抱琴水云里。”

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忠君爱国，仰慕忠烈文天祥和谢枋得。但也预感到他竭尽全力维护的大清即将灭亡，自己只能像汪元量一样携琴抱憾悲恸，这是他的人生宿命。

来源: Zhang 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