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勇担健康使命，铸就时代新功”。

在过去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中，医护人员通过医学科普在帮助公众了解疾病、预防的相关知识，提高各类人群的防护意识，消除恐慌情绪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在微信、微博、小红书、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医学科普。

科普中国找到了 4 位来自不同科室，活跃在医学科普领域的医生，请他们聊聊：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医学科普的？明明工作那么忙，还要做科普？以及医学科普到底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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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科普与“治病救人”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李侗曾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 主任医师

我大概是在2007年真正到了医院的感染科，接触到各种传染病之后，才开始做传染病方面的医学科普。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社会上对艾滋病有点妖魔化，流传着各种“坐出租车被针扎后感染艾滋病”“有人恶意传播”等信息，导致很多人一提到艾滋病就很恐慌、恐惧。当时针对这种现象，医院就让我们开展了一些艾滋病科普方面的工作。
让我真正切实感受到“传染病科普重要且有意义”，是 2009 年那次全球爆发的流感，就是咱们常说的“猪流感”。

那时很多人都分不清流感和感冒，更不知道“原来流感这么恐怖，是一个致死的疾病”“原来每年很多人，尤其是老人、有基础病的人会死于流感”。在那次流感大暴发中，我参与了一些关于“流感及其防治”的科普工作，这个过程中，我切实地体会到“对传染病而言，预防比治疗更重要”，也明显地感觉到大众在逐渐意识到医学科普，尤其是传染病科普的重要性。

随着这些年在感染科工作，接触到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传染病的科普跟医生在门诊中的“治病救人”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各类媒体采访，在各种平台进行传染病科普的原因。

李侗曾医生正在接受采访，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提出“上医治未病”，即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不是擅长治病的人，而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传染病更是如此。因为如果能够让大家知道不同的传染病有哪些特点，病人自己就能够及时发现，避免传染给更多的人，不仅对传染病的防控非常有意义，还能帮助更多的患者，不仅仅能延长患者的寿命，还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如果只是一直在抢救晚期的病人，则永远晚了一步。

还是回到“艾滋病”来举例。2007 年、2008 年的时候，大部分就诊的艾滋病人基本都是晚期了。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感染了 5 年、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来就诊。来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基本已经出现艾滋病的免疫缺陷相关的症状，比如肺孢子菌肺炎、弓形虫脑病、巨细胞病毒的视网膜炎、淋巴瘤等等。

但那时候，我们对艾滋病并不了解，很多医护人员不了解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我们当时去过不少医院会诊，发现很多病人因此被延误诊治。我们大力开展艾滋病的科普、教育宣传，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病。知道了，才有可能早发现。

经过这么多年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到今天，艾滋病早期就能被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已经很少有晚期才确诊的病人。我们现在关心的早已经不是“得了艾滋病能活几年”，而是“我能不能有质量地活着”，以及“如果艾滋病发现得早，它是不是可以不影响寿命”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从上到下进行坚持不懈的科普宣传所带来的一个转变。

近些年，我在网上做疾病科普，时常会接收到一些争议。比如，我讲手足口病，这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只有当合并脑炎的时候，才需要过多地去干预，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型，那我们就是对症治疗。

很多家长说孩子得了手足口病，去医院医生就会给抗生素、抗病毒的药，甚至输液，事实上这些药物都没有被证实对手足口病有效。当我们在网上去科普这些正确的知识时，很多家长不理解，就质疑说：按照你的说法，那我什么药都不用给，就看着就行了。

实际上，观察本身就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可能比给药要付出更多的这种。你要付出的是注意力，是密切的关注，而不是说随便给他一瓶没有证据有效的药物，就这样打发他。

当然，甚至很多基层的医务人员也不理解，他们觉得病人来看病，病人发烧，我就给消炎药，病毒感染，我就给抗病毒药。他可能是为了安抚家长，也可能是自己知识有限，他觉得他是为了病人好。但出发点好不代表结局就好，这些一直都有争议。

但我认为在网上去做疾病科普，最重要的就是科学规范，比如说要讲循证，不能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等等。医生平时看病，所说的话可能只对这一个病人有效负责，但在网上讲一些知识，就要求具有广谱性。我时常不断地问自己：我的科普是否言而有据？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是否会让老百姓产生误解和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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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普这么多年，经常有人问我，现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为何还要在网上公开露面科普？

对我而言，疾病科普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受益者。

首先，对于基层的医师而言，能帮助他们知识更新。目前咱们国家不同地区的医疗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像大城市经常开一些专业的会议交流，但基层的医师接触的机会很少，他知识更新也慢。通过这些科普、专家专业的讲解，他们接受起来就更方便，也更通俗易懂。

尤其是，我们很多基层的医生，他的一些临床的知识，以前都是口口相传获取的，如果老师是错的，带出来的学生就是错的。但现在有了这些科普的渠道，对基层医师而言，他就有更多的机会学到正确的知识，去改变他这些错误的观念。

其次，对大众而言，获取必要疾病知识，尤其是传染病知识，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提前做好防范，减少感染的概率。

此外，科普对于缓解医患紧张，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理想的医患关系，首先得是互相信任。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是患者对医方的不信任。

首先是对医生医术的不信任，或者说他认为医生可能提供的不是最好的方案。第二个不信任，我认为患者总觉得医生可能有专业以外的其他目的。比如大家都听到过的“医生想要红包儿”“医生想要回扣”“医生可能会开更多的化验检查药物来盈利”等等。第三，患者不信任医师，医生就难免有防备。而这种互相有提防，反而更容易爆发矛盾。

而造成这种不信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患者和医生在疾病专业知识上的信息不对等，疾病科普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种不对等。比如，一些患者有的时候在线下看病的时候，和医生各执己见，那么到网上如果他能看到一些规范的靠谱儿的知识，他可能就能接受，可能就能改变他，提升他看病时的依从性。

任何疾病都是防大于治，这就是医学科普的意义

陶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2010 年，我在《健康世界》这本杂志上组稿了眼科专刊，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科普文章，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写科普。

我的第一条微博，是在 2016 年 4 月 17 日发的“眼底出血是什么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专注做医学科普了。

目前我在微博、抖音、视频号、B 站等平台都有自己的账号，平时会发布一些文字类、图片类、视频类的科普素材。我也接受电视台、广播台、学校、出版社、官媒、自媒体等平台的采访、讲座、直播，还给孩子们写了两本保护眼睛的科普图书。

陶勇医生的微博，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任何疾病都是防大于治。如果不得病，永远不会来找医生；如果在早期刚出现症状时就来看医生，治疗效果远远超过到了疾病晚期再来看医生；如果在看完医生后能够严格遵医嘱，明白为什么医生让你这样做，预后效果也比不遵医嘱要好很多，这就是医学科普的意义。

眼科也是如此，就拿家长们最关心的近视来说吧。十多年前很多家长、学校老师，都不知道孩子从小近视的危害，我国的未成年人近视率非常高、还在不断增长并且开始近视的年龄越来越小。

通过这十多年国家、社会、媒体以及所有眼科医生坚持不懈地科普，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老师都越来越重视孩子近视的问题了，知道近视的危害了，知道近视的诱因了，也知道怎么预防了，这一点我们在生活中都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在我们科室，带孩子来定期检查视力、建立屈光发育档案的家长也越来越多。一些热心的网友，自己学到知识以后，在我微博的评论区给别人解答问题。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这几年做科普，好像有网友认为陶勇怎么不务正业，经常在电视上蹦跶，是不是人出名了就忘了初心啊？

我这几年确实分了小部分精力用于做科普，我觉得这是值得的。但医学和科研仍然是我的重心，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和团队研发了能检测过敏性结膜炎的试剂盒、能检测干眼症的试剂盒，能在早期筛查出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 AI 照相技术，我们在工程化外泌体和反义寡核苷酸药物上的研究也有了具体的进展。

医学科普对缓解医患关系，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医患关系紧张，我觉得最大的症结是医疗资源太紧张，特别是一些公立三甲医院，患者挂一个号可能花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到诊室门口焦躁地等待了几个小时，终于见到了医生，但这个医生一天要接诊 100 多个病人，跟每个病人交流只有三五分钟，他没有时间去给患者解释一些医学常识还有自己的判断依据，也没有时间去安抚患者的情绪，只能说个结论和方案，甚至医生出诊一天下来自己也很疲惫，也没有足够的耐心了。这样很容易给患者带来不好的就医体验。

陶勇医生恢复做手术，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医学科普可以在缓解医患关系上起到一点点帮助，如果患者事先就了解了这个病的相关知识，就能提高和医生之间的沟通效率，明白医生做某个检查、给某个治疗方案背后的原因，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能更好地遵医嘱，提升预后效果。

医学充满了智慧和思维的魅力，我喜欢去做呈现理性精神的医学科普

李清晨 哈尔滨 儿童医院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我最开始写医学科普的时候，是在 2006 年读研究生期间，那时候很喜欢追一个叫《豪斯医生》的美剧，有编辑就鼓励我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去解析剧情的推理过程是否严谨，没想到推送后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2008 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从医学角度解读运动员的文章，也获得了不少关注。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广泛传播的内容，包括三手烟、孩子如何治感冒等等。

这些正向的反馈都鼓舞着我持续做科普，同时也越来越让我意识到：医学知识在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有很多引发公众关注的医学科普，其实多数都是医生们早已经达成共识的基础知识。

另外，很多人认为医学科普就是疾病科普，就是讲疾病症状、预防和治疗方案的实用性科普。这个定义其实有些过于狭隘了。我认为医学本身蕴含了理性的力量，它讲究实证、逻辑等等，充满了智慧和思维的魅力，我个人也更喜欢去做呈现这些理性精神的医学科普。

在工作的第五年 2012 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心外传奇》，内容主要是讲人类在面对心脏疾病这种复杂问题时，医生如履薄冰，患者性命相托，经过无数次的艰难探索，无数次的失败，最后取得一点进步的故事，充满了理性、克制、疯狂与勇气。

公众当下对医学最大的一个误会，就是太注重结局而忽视了过程的重要性。我们在进行医学科普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我吃了某种药，特别管用”“幸好吃了某种药，吃完就好了”来论证某种治疗手段多么有效，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有很多病属于自限性疾病，也就是会自愈的病，用正确的方法会好，用不正确的方法也可能会好。而真正凶险的疾病，即使全部做对了，结局仍然可能是坏的。

我们经常说“循证医学”，它本身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基于科学，获取证据、利用证据的方法，是按照当下最有利的证据，能最大概率获得最佳结局，注意是“最大概率”，不是 100%。不是说诊疗过程中每一步都做对了，就一定能获得你期待的或想要的诊疗结果。

大家只要理解了这个，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医学会充满不确定性，也就能在就诊过程中理解医生的某些选择。

我写的科普都是看诊中遇到的问题，是医生必须要做的，否则没法进步

孔令凯 卓正医疗 儿科主治医生

我是在 2014 年年中，在住院部工作时，遇到的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查找总结后想放在一个能随时查看的地方，正好写到微信公众号可以随时查看，就开始写了，慢慢就转成写科普了，写着写着，就成了一个关注度还不错的自媒体“儿科医生孔令凯”。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截图

目前，我在卓正诊所工作，没有夜班，下班后就陪陪孩子，孩子睡觉后，就能写了。我写的都是看诊中遇到的问题，为了工作而总结医学知识，是医生必须要做的，不然没法进步。

写科普近十年，我觉得能让大众知道常见儿科疾病的正规疗法，避免过度治疗，也避免严重问题没有发现，这个很有意义。

比如现在家长们，知道了 6 岁以内孩子咳嗽不要用复合感冒药，发热了不要为了追求退热用激素，热性惊厥了不要掐人中等等，这对孩子就很好。

另外，我也会科普一些急救知识，比如异物梗阻气道后，怎么使用海姆立克法等等，这能挽救孩子生命。

但做科普比较难的点，在于人们的思想比较难转变。比如我之前写过一些偏方建议大家不要用，会对孩子造成损害。但是有些家长会不认同。像这样的科普，就只能不停地写，反复地说，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另外，科普的氛围目前不算太好，会有些人为了流量等，抓一些作者科普中的小问题，在网上写文章攻击等等，这让很多想写科普，学习循证的医生不敢写文章。

我的公众号很多医生在看，我的很多文章在写一些疾病时，会查阅国内外很多文献和论文，把这个疾病的国内外诊疗方案都写上。有一些同行跟我说，会把我的文章当成一个查阅的资源库，让我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采访整理丨林乙乙

审核丨唐芹 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部主任 研究员

来源: 科普中国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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