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明清以降近三十种美洲作物先后传入中国，对中国农业生产、饮食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美洲作物成为农业史、经济史，甚至是公众史学等多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作为一座“学术富矿”，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的美洲作物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东南大学历史学系李昕升副教授出版《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本书在使用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从整体史的视角出发，描绘了玉米、番薯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对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探讨，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美洲作物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农史领域的一部创新之作。

一、从“大分流”走向“大合流”的叙述手法

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问世以后，“大分流”理论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大分流”原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在发展道路上“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这一现象的概括[1]，但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大分流”理论逐渐演化为一种研究视角，“不仅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深挖和应用，更被活用于其他相关领域”[2]。本书在“大分流”的框架下，考察了明清以来浙江、云南、江西、广西等地玉米、番薯的传播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转向“大合流”，形成国家层面的宏观视野。换言之，本书在以整体史为学术关怀下，研究明清以来美洲作物在不同省份的引种、推广和影响，由局部延伸到整体、由特殊引申到一般，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美洲作物史研究。

总体而言，本书洋洋25万余言，除摘要、绪论、结语、附录外，共八章。第一章是研究述评。作者通过梳理近三十年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认为既有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之处：一是仍有一些重要省份未被纳入研究范围；二是现有研究陷入“引种-影响”的范式窠臼。第二章至第六章则是全书主体部分——“大分流”。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论述了玉米在浙江、云南的引种、推广和影响。第四章和第五章围绕番薯在江西的引种、推广、推广动因和影响展开，同时，作者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从人口压力和农业种植制度两个方面对比了江西和山东的番薯推广情形。第六章以清代玉米、番薯在广西的传播为例，分析了种植制度是造成玉米、番薯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七章和第八章在前文的基础上进行“大合流”。第七章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玉米、番薯的产量、面积、单产进行了估算，客观地评价了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民食需求的影响。第八章属于理论分析，指出中国人口增长的根源在于和平，其他导致人口增长的动因均可被视为和平的折射；值得称道的是，本章还从技术革新的层面对美洲作物决定人口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不应过分夸大美洲作物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而应该给予其在中国人口史地位中实事求是的评价。在结语部分，作者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由美洲作物上升到外来作物，对话中国传统作物，做出了研究升华与总结。附录就近40年以来外来作物来华海路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了回顾与前瞻。

笔者认为，本书不仅是一部美洲作物史，更是一部科技史（农业史）、经济史和历史地理三位一体的史学著作，揭示作物的传播、演进以及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了作物史研究的无穷张力，是作者继《中国南瓜史》之后又一“小作物、大历史”。本书充分展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底，宽广的视野，新颖的创见。纵观全书，该书至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史料丰富、考据翔实。作者以大量地方志为研究基础，为本书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关于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清代学者章学诚即提出了“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的观点，充分说明了方志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意义。梁启超亦指出：“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3](P42)因此，利用方志来研究明清以来美洲作物史的传播是可行的，一方面是因为明代方志物产成为定例，清至民国时期是方志物产的集大成阶段[4]，史料的成熟，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方志“可以相当精确地追溯这些新粮食作物地理传播的主要阶段”[5](P216)。为此，作者戏谑地自称“用志大户”，认为方志的“广泛性、地方性、时代性、资料性、和连续性等决定了其超然的地位，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源”[4]。作者在数以千计的方志史料基础上进行考证与量化，充分体现了他在史料上所下功夫之深。当然，作为一种“再加工”的史料，地方志自然有其不足之处。因此，作者虽然大量使用方志，但也对此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例如在进行量化研究时，作者即发现一些方志存在着数据缺失的问题，即使是可供量化的描述性记载也为数不多。作者认为，如果以此为依据进行量化，“风险是很大的”[6](P153)。这也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风格。

二是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作者采用地理信息科学（GIS）方法，绘制出多幅信息地图，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过程，向读者直观、生动地展现出美洲作物的动态分布情况。①同时运用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展开定量分析。“大分流”理论传入中国后，学界逐渐将该理论运用于实证研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联合创办的“量化历史讲习班”便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之一。作者将量化历史的方法运用在本书的研究中，重新审视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突破了过去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时与已有的计量方法进行了对话，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具体、可靠。

总之，“大分流”理论提出的区域研究方法，可以关注到各地的细节和特殊性，对于美洲作物史的微观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本书采取的从“大分流”到“大合流”叙述手法，在关注各省份的同时，又上升到全国，体现了显著的整体史关怀。

二、整体史视野下的美洲作物在华传播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以微观史学为主的研究取向逐步代替宏大叙事，成为史学界在叙事视野上的重要特点。然而，大量微观史学作品的出现，导致研究对象呈现“碎片化”的倾向。尽管有学者反对将“微观史”等同于“碎片化”，但也不无忧虑地指出，“选题一味求小，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重叙事、重考证、轻阐释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又确实让当前的史学难避‘碎片化’之嫌”[7]。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研究开始出现向碎片化转向的趋势。[8]随着这一趋势的愈发明显，不少学者开始将其视为一种史学危机，强调重建整体史的重要性。针对这一问题，作者并不否认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一，不能单将某一地的情况普遍地适用于整个中国的情况，否则便会以偏概全。正如梁启超所言：“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3](P42)“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3](P43)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梳理了近三十年学界对玉米、番薯在全国传播的微观研究成果后，发现仍有一些重点省份未进入研究者视野，例如浙江、云南、江西、广西等学术空白区域，并强调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填补空白式的研究或再研究”[6](P40)。作者在本书中用了过半的篇幅着墨于区域研究，深入阐述了上述诸省美洲作物传播的特殊性。

那么，如此大篇幅的微观研究，是否意味着本书就是针对美洲作物史的碎片化研究呢？关于究竟什么是碎片化这一问题，李金铮给出了判断整体史和碎片化研究的“标准”——“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缺乏整体史观念时，就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史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9]拜读本书以后，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本书在研究视角方面表现出的整体史观：

首先是叙事上的整体史关怀。当美洲作物史的研究开始转向对各省份的微观研究时，可以看作是对原有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微观研究是必要的，即使是反对碎片化研究的学者，也并不否认微观研究的意义，因为它可以还原宏观叙事中看不见的历史细节。但是，中国是一个大的整体，仅进行微观研究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从宏观层面把握整个中国的情况。因此，本书在绪论中就明确指出“宏大叙事是必然的路径”[6](P10)。虽然作者花费大量笔墨进行微观研究，但其微观考察的目的在于“打通全国，在‘大分流’的基础上再次‘大合流’，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玉米史’‘中国番薯史’。”[6](P28)可见本书的微观研究是服务于整体研究的，是在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在叙事上具有宏观层面的整体史关怀。

其次是将美洲作物史置于长时段理论下进行考察。众所周知，年鉴学派是以提倡整体史，主张跨学科研究为特点而著称。该学派第二代思想家布罗代尔即将历史事件分为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以此揭示历史时间在整体史研究中作用。其中，长时段被布罗代尔视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长时段是指历史时间的最深层，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表面甚至几乎不动的历史，如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10](P74)正如布罗代尔所言：“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11](第一卷P8)本书不仅考察了明清以降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还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自然因素、饮食传统等角度透视美洲作物引种时间早但发生作用时间晚的原因。为此，作者提出了“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的概念，指出中国人民在上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之各地在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种植制度，导致美洲作物传入之后，即使在国家劝种政策等外在因素的推动下，它们也很难立即为民众所接受。由此可见，本书是从长时段、整体史的视野来关注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此外，本书研究不仅仅着眼于美洲作物的特定历史，还将美洲作物置于不同历史情境下不同作物结构中，分析其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这是另一种整体史视野。

综上，在当前美洲作物史偏向于微观研究的现状下，本书坚持以整体史观和宏大叙事为导向，在兼顾微观研究的同时，呈现出美洲作物在华传播的总体面貌，是对当下该研究领域的成功突破。

三、范式转向：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美国学者柯文指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 [12](序言·P53)，从而造成对中国历史的误解和歪曲。这种依靠西方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范式被称为“西方中心主义”。这一范式同样存在于美洲作物史的研究之中，突出表现为所谓的“美洲作物决定论”。该观点认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作物尤其是马铃薯的传入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增长。以爱尔兰为例，马铃薯的生产使“爱尔兰人口从1754年的320万增长到1845年的820万”[6](P166)。这一认识流布甚广。这种美洲作物传入与人口增长的因果关系符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随之增加。在欧洲实际情况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双重影响下，不少学者认为欧洲的人口增长模式同样适合于中国，更有观点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完全就是爱尔兰模式。因此，他们把清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归因于美洲作物的传入，形成了“美洲作物决定论”。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认可“西方中心主义”。彭慕兰所属的“加州学派”就致力于转换“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从而“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重新估量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13]。在农业史领域，丹麦学者博塞拉普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她没有简单从西方的理论前提和西方的经验出发，把非西方国家的农业历史硬塞进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框架”[14]。她认为是“人口趋势导致了农业发展”[15](P2)，得出了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完全相反的结论。

与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类似，作者不赞同“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他认为“西方的情况与中国并不相同，等同视之并不可取”。[6](P166)本书在研究美洲作物与明清时期人口增长的关系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范式：

首先是客观看待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的历史。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柯文提出“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12](P211)。“中国中心”有其合理性和吸引力，但容易忽略整个世界的演变，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作者在摒弃“西方中心主义”时，既未刻意贬低甚至抹杀对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也未走向“中国中心主义”的极端，而是以全球视野考察了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物种的交换。本书指出，自“哥伦布大交换”以后，美洲作物引种到欧洲，继而传入我国，改变了人的食物结构，使中国成了早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进入近代，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在广西粮食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哥伦布大交换”对中国的有益影响。

其次是准确评估美洲作物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何炳棣从土地关系、粮食生产、经济、行政、自然灾害等多个方面，论述了明清以来影响人口的因素。但一些学者歪曲了何炳棣的观点，仅仅将美洲作物视为影响人口的最重要因素，这一观点逐渐发展成为“美洲作物决定论”。作者指出“我们评估美洲作物，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盲目套用他国的经验和别人的技术方法”[6](P166)。在本书中，作者除对何炳棣的观点进行“正名”外，还从多个维度得出美洲作物对清代人口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例如，作者一方面结合众多微观研究，认为美洲作物发挥作用的时间与清代人口数量峰值的时期并不一致；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民国时期美洲作物的面积、产量及其在农作物中所占比例等数据，发现美洲作物相比传统作物并无优势，从而在此基础上推测清代美洲作物的情况，客观评估了美洲作物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

最后是挑战了中国符合马尔萨斯型社会的观点。所谓马尔萨斯型社会是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衍化而来，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资料和人口增长存在着某种比例，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符合这一社会类型特征。为此，作者指出：“近代化之前美洲作物在中国无法与在前近代马尔萨斯社会的西方相提并论”[6](P166)，“人口压力决定食物生产”[6](P147)，更加适用于中国情况。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本书利用传统统计方法，对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的生产指标进行测算，并从制度史、经济史层面使读者重新认识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在经过实证和理论分析以后，作者得出与上述博塞拉普的观点相同的结论，即“人口增长在先，各方力量在资源争夺中催生了美洲作物推广（或是上层劝种、或是下层自主选择），美洲作物反作用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这个联系主要发生19世纪之后。”[6](P137)但这并非是对博塞拉普的反马尔萨斯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作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展开论述、分析，最终与博塞拉普殊途同归。总之，本书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范式研究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可谓是农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四、余论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是至善至美的，本书自然也存在着可商之处。首先，从研究范围和材料运用来看，本书书名为“明清以来”，可见作者选择的研究时段跨度长，涉及明代至今的整个历史时期。拜读本书以后发现，作者其实更加侧重于明清时期的研究，对民国尤其是新中国着墨相对较少，往往一笔带过。从史料的成熟和完善程度来看，民国较明清时期的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更加详细，一般除了记载物产的名称之外，还会叙述物产的性状、用途等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后，“方志事业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对新志的纂修和对旧志的整理工作”[16]。因此，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方志的大量编辑和出版，无疑为该研究的后续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然作者目前集中叙述明清时期，而对于民国和新中国时期叙述的弱化，无疑令读者意犹未尽。

其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似乎可以增加马铃薯这一农作物。本书研究了玉米、番薯这两大美洲作物，虽然已经足以驳斥美洲作物决定中国人口增长的观点，但如果增加对马铃薯的研究则可以锦上添花。作者在本书中仅简要指出了马铃薯“产生影响时间较晚，大概是近代的事了”[6](P5)，并未展开专门研究。但是马铃薯的引种对欧洲人口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也正是基于欧洲的现实，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同欧洲一样，得益于美洲作物的引种。因此，作者如果进行马铃薯与中国人口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更加充分有力地反驳这些观点。

总体而言，本书无论是研究视野、方法还是范式层面，都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突破，是作者继《中国南瓜史》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农业史研究力作。本书融微观研究与宏观叙事、全球视野与中国视角于一炉，既不落传统范式的窠臼，也不偏于狭隘走向极端，是一本视角独特、新见迭出的农史研究著作，值得学界高度关注。

注释：

①相关GIS地图可见作者发表于《中国农史》等刊物之本书之核心章节，据了解，出版时由于审查进度等原因，出版社予以删除。

[参考文献]

[1]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J].近代史研究,2003,(3).

[2]洪易易.批判·反思·应用：“大分流”在中国学术界的发酵[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包平,李昕升,卢勇.方志物产史料的价值、利用与展望——以《方志物产》为中心[J].中国农史,2018(3).

[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268～1953[M].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6]李昕升.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7]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J].近代史研究,2012,(5)

[8]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J].近代史研究,2012,(5).

[9]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J].近代史研究,2012.(5).

[10]张正明.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1]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M].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2]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4]黄宗智.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导读[J].文化纵横,2015,(3).

[15]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M].罗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6]李昕升,丁晓蕾,王思明.农史研究中“方志·物产”的利用——以南瓜在中国的传播为例[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来源: 农业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