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升博士将其书稿《中国南瓜史》电子版发来，嘱为其作序。我在倍感荣幸之余，又深感惶恐。乡贤欧阳修有言：“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昕升博士，以而立之年，便完成了一项农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真是后生可畏。

中国的农史研究事业，自先贤草创，已近百年，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至今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其中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遗产研究室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先是有万国鼎教授启山林于前，后是有缪启愉、李长年诸家并起于后，今则有老友王思明教授继往开来。昕升博士是王思明教授的高足。王教授是国内农史研究者中为数不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学者，倚重其宽广的国际视野，他领导的团队对外来作物，特别是对花生、辣椒、陆地棉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做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并取得“出人才出成果双丰收”。昕升博士及其《中国南瓜史》就是成果和人才的集中体现。

几年前就听说，王思明教授有个学生要对南瓜史进行研究，初闻者不免为之一笑，以为南瓜，就象它的味道，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的确，与米、麦、桑、麻、棉等主要农作物的历史相比，学界对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蔬菜作物的历史的研究本就相对欠缺，对于南瓜历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仅有的一些研究“散见于各处，专题研究较少，且研究不深、内容局限、不成系统，无论是南瓜栽培史、南瓜技术史还是南瓜文化史，均存在严重的研究不足。”（见本书绪论）由于前人的研究不多，这也就使这项研究的开展少了一些凭藉，而多了一些难度。是谁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挑战这样一个有难度的题目？没错，这个敢于突破的年轻人便是李昕升。他选择南瓜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就如同当初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一样勇敢。

我想昕升博士选择南瓜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受到导师的影响之外，还可能跟他对于学术价值的认识有关。作物本身经济价值的大小，并不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万物皆有理”，小道也有可观。宋儒朱熹有言：“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作物上，同样可以看到古人对于作物，对于自身、对于土地、对于资源、对于环境、对于人与自然的良苦用心。它是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产物，更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但是由于我们的偏见，实际上也影响到对于农业历史的全面把握。

在学界，以南瓜为代表的蔬菜作物，其受重视程度虽不及粮食作物，但其作用却不能等闲视之。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糠菜半年粮”的说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曾经指出：“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他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230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蔬菜。”我曾从中国人食物结构的演变，探讨蔬菜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发现中国人蔬菜的消费量并不像谷物类主食一样，随着动物性食品的增加而减少，却会因主食和肉食的不足而增加；蔬菜还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修养，其在中国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南瓜就是中国人所食用的众多蔬菜作物中的一种。它来自遥远的美洲大陆，在最近的4，5百年，北上南下，东突西进，左右逢源，迅速地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个角落，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地头到房前屋后，都不难发现它的身影。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饥荒岁月，糠菜半年粮，饥民赖以存活无算。战争年代，红米饭，南瓜汤开启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

南瓜的历史意义还止于此。昕升的论文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解读。不过在南瓜众多的品性和特质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味道，而是它的低调。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农业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土葬习俗。我以我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作为证据之一，认为传统的土葬并不能简单定义为死人与活人争地，土葬有其特殊的生态和生产功能。这一功能至少部分是借助于南瓜这种外来作物来实现的。我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

在我过去生活的村子周围，走出十几步到几十步，周围都是坟墓，坟堆一个挨着一个，象连绵起伏的小山，村里的人也管坟头为山，虽然距家门不远，但小孩们总是因为恐惧和害怕，不敢靠近那黄鼠狼和蛇经常出没的死人住的鬼地方。但在清明、农历七月十五（七月半，中元节）、和冬至前后，还是要跟大人们一块上坟扫墓、培土、烧香等。坟上的草长得很茂盛，是放牛、打草的好地方，尽管孩提时的我们在牵着牛走近坟前时，多少有些诚惶诚恐。偶尔坟上的草也会被农民收割当作燃料、肥料、甚至于饲料，有些农民也会在自家的坟头四周种上南瓜，将瓜蔓引向坟顶。

因为有了南瓜这种作物，使人们担心的“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土葬对于农地的占用限缩至最小，使坟堆有了生态和生产功能，而南瓜也借助于坟头这种特殊的农地得以生长、结实。这不是笔者老家江西特有的现象。在华北的农村，“凡房基空地，田地边沿等处，都要种上些，以便自己吃着方便。平时只掐尖、对花、压蔓等等，没有其他重要工作，无碍农忙。”也就是说，南瓜不与粮棉等大宗农作物争田争地，又无碍农忙。极大地提高土地和劳力的利用率，增加食物供给，为养活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也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南瓜的产量。在我的老家，每当人们发现南瓜只长苗不结果的时候，便会在南瓜苗靠近根部的位置划开塞进瓷片，我至今也不明白这种近乎巫术的办法，是基于什么样的生物学原理，以达到南瓜结果的目的。而且我以为这只是存在于我们当地的一种土办法。没想到，昕升在研究中发现，在《物理小识》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南瓜也有大学问。

《中国南瓜史》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全方位、动态地展现了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历程。书中在采用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还引入了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本书虽名为《中国南瓜史》，但对于南瓜在外国的历史也有所着墨，毕竟南瓜是从国外传入的。据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南瓜的起源及传播，及其在世界文化历史中的角色。更便于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南瓜的独特性。真可谓洋洋大观！

由于有了昕升博士的努力，这也就使得中国南瓜成为继稻、粟等少数具有专史的农作物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

《中国南瓜史》解决了我的许多疑惑。很小的时候，我的下饭菜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北瓜。直到上学识字之后，方才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北瓜，原来书上写作成南瓜。同一种作物，却有着两个绝然相反的名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特的现象吗？这让我曾经为此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可以从《中国南瓜史》中找到答案。书中提到南瓜在中国有98种不同的称谓，而且不光是我们南方人称南瓜为北瓜，北方人也称南瓜为北瓜。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中“北瓜”条目说：“北瓜亦曰倭瓜，古人称之为南瓜，乡间则普通名曰北瓜”。可是清代四川农学家张宗法在《三农纪》中载：“南人呼南瓜，北人呼北瓜”，而光绪《南昌县志》也载：“倭瓜，俗呼北瓜，亦呼南瓜。”近人俞德浚、蔡希陶编译，胡先骕校订1882年英国植物历史学家第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一书中,也将学名Cucurbita moschata Duchesne，英名Musk或Melo Pumpkin的植物译名为北瓜。可见南瓜、北瓜的称呼并没有南方北方之分。

好的研究不仅在于解决了一些问题，而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些问题。就中国南瓜史而言，昕升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好的开端。仍然还有不少待解的难题。南瓜的98种不同的称谓或许就代表了98条不同的传播途径，细致考察南瓜及其栽培、加工技术的传播途径以及南瓜对于经济文化的影响，尚有待深入。再有南瓜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具有悠久的瓜类作物栽培历史，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已形成了“种瓜法”这样一种标准的栽培模式，对其他的作物，比如、茶树、西瓜、茄子等的栽培产生了影响。这些技术肯定会对明清时期传入的南瓜栽培产生影响，需要进行比对。我期待昕升博士的研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学术更是如此，“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昕升引我为师，我则视其为同道。我们有过几次面谈的机会，但更多的是通过微博、微信等现代通信工具进行学术交流。他谦虚好学，勤奋努力，在农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不俗的成绩，是年轻一代农史学人中的佼佼者。我嘉赏其执著学术的勇气和勤奋，更赞叹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绩。职是之故，率尔操觚，作数语，以附骥于此。

曾雄生

2016年5月2日

来源: 《中国南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