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升博士的大作《食日谈：世界餐桌上的中国故事》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写篇序。我首先觉得非常荣幸，然后又有点后悔。我自己从2014年开始也陆续写了一系列讲作物起源的科普文章，并预备再写若干篇结集出版，但八年过去，因为偷懒，至今还没有写完。今年，看到李博士（还有他书中提到的另一位史军博士）不声不响地就推出了他们自己有关这一主题的作品，怎能不让人为自己的拖延症后悔呢？

不过，比起读者的需求来，国内靠谱的农史类科普书太少，所以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多多益善。我自己本来做植物分类研究，之所以也会“跨行”，去写农史类的文章，就是因为读者确实比较关注相关的话题。换句话说，市场的力量，会不由自主地把植物类的科普作者引到农和医这两个领域中去。这个现象的背后，显然有文化传统的因素。按照著名科学史家吴国盛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有四大领域，除了“天”和“地”，就是农和医。难怪国人会天然对这些领域的科学话题感兴趣。

我一直主张，要真正热爱祖国的文化，最好是能深入了解它。比如我们都为中国古代的农业和农学成就自豪，但你可知“农”这个字的由来？坦率地说，我在写这篇序的时候，才想到要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原来，“农”这个简化字，本来写作“農”。其下面的“辰”，据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的解读，在甲骨文中像是把一块略呈V形的石片以两根小绳绑在木棍上，这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除草用具。后来，“辰”这个字才转义指星名和地支第五位；同时，它本来所指的那种简易耕器，也改名叫做“耨”——“耨”这个字里也有个“辰”，当然不是偶然的。了解了这些，现在我再看到“農”这个字，眼前便浮现出三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兴之时，先民持“辰”孜孜耕耘的场景。

我还一直主张，我们不光要深入了解祖国文化，还应该不卑不亢、“不吹不黑”地去了解。李博士是农史研究科班出身，在这本书里就体现了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比如近年来有一种流行说法，就是中国清代的“康乾盛世”是由美洲来的作物造就的。而且这并不只是网络上许多自媒体辗转相抄的都市传说，而是“量化史学”所得出的（可能还颇为得意的）研究成果。然而，这是很不可靠的成果，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韩茂莉、侯杨方等研究者此前都曾公开撰文驳斥，李博士也亲自做了“量化研究”，更有力地否定了这一臆说，并在本书中介绍了他在这方面的结论。这就是“不卑”。另一方面，李博士通过多年对番薯文献的搜集和梳理，也不认同附加在番薯入华之上的种种奇幻传说，认为应该向读者呈现更合理（当然也较为平庸）的历史面貌，这就是“不亢”。

科普在中国，有时候仍然是一种尴尬的事业。其中一大尴尬就是，你辛辛苦苦写的准确靠谱、不卑不亢的文章，不仅影响力比不上键盘文抄公的“震惊体”雄文，而且很多人本来消费的就是这种“震惊”的情绪，反而并不在意接收的知识真伪。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科普？在我看来，理由也很简单——以中国之大，总有人会对严肃真实的科普作品感兴趣。虽然我们也要竭力让这些人能够找到、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但第一步，首先要有人愿意把这样的东西写出来。

感谢李昕升博士，愿意在百忙之中，甚至是“迷茫”之中，充当了农史科普领域的这样一位书写者。

——通俗读物作者、译者、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研究员 刘夙

来源: 《食日谈 餐桌上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