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升为修订新版《中国南瓜史研究》向我索序，我即刻答应了。这本属导师应为之事，因思明仙逝而由我来续成，我能理解昕升学侄的情意所在。

昕升乃思明高足，师徒联手共同推进了中国的南瓜历史研究，曾有多篇合著论文刊出。我曾说过，思明是当代农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农史学者中少有的能与国际学术界对等地无障碍交流的专家学者之一。以他宏阔的视野与超群的能力，嘱交昕升研究南瓜历史，必有深意与所期焉。

一，南农作为中国农史学科的大本营，长期保持了高平台、大团队、多领域的优势与特色。在统筹参与全国性的重大农史联合攻关课题之外，于农业历史的各个领域都有力量兼顾与布设，人才与成果皆极一时之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代际之更替，若农业历史文献整理、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田水利史、耕作制度史、畜牧兽医史、地区农业史、乃至蔬菜史、养鸡史研究等优势与专长领域，逐渐淡出今人学术志趣。由此带来的农业史研究“泛化”倾向，漫涣了边界、冲淡了特色，弱化了农史研究在中外学界的地位与权重。思明对此是警惕的，他组织的红本本抄录工程，以及在硕博士培养中的多样性选题安排，很有力挽狂澜兴灭继绝的意向与努力。

二，避开惯常，挑选一些关注度不高、资料相对欠缺、研究难度较大而且能运用某些传统手段与功夫的科研选题，交由学生去做，对青年学人有“蹲苗壮苗”之功。据昕升相告，南农早年的《中国农业史资料》《中国农业史资料续编》613巨册4000多万字，虽以抄录农作物资料齐全而著称，但并未涵盖南瓜。昕升遍览嘉靖以降各类文献，所翻阅的方志至少在6000种以上。“最后形成的史料汇编仍有古籍类五万余字、地方志类十余万字，民国资料、现代资料更是数不胜数”。仅就资料工作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补课过程。在遍读、鲸吞中既能择而用其所用，又无形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涵养了学殖，不知不觉地提升了学术能力与水平。昕升将一个小小的南瓜写成一部书（常建华语），被称为“一项农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曾雄生语），以至于任何人研究南瓜都绕不过他（王思明语），并成长为比较优秀的青年农史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初看似拙笨的功夫的运用。

三，由南瓜史研究钩联出的其他学术探索与思考。南瓜种出南番并非中土原产，由作物史——美洲作物史——中国南瓜史这种层进的推理与研究，已经构成一个庞大的时空与学术体系。南瓜源自美洲，但就明清以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经济与高产作物而言，一般并不将南瓜纳入其中。正是南瓜的似粮非粮、似蔬非蔬、甚至似农作物非农作物的特性，让它在农作生产与百姓饮食的中介地带有了一席之地，这或是惯常的农史研究中尚未关照到的问题之一。在我与思明年轻的时代，南瓜一般不会种于大田与菜圃的。它能够充分利用边际土地，场畔、崖边、墙角、树下、草丛中往往是它的去处，因此在传统中国一向被奉为救荒至宝。南瓜是典型的环境亲和型植物，农民对它的经管是广撒播少务作，大概只有一个种与收的过程而已，但它对人类的回报往往是非常丰厚的。由于具有高产速收、抗逆性强、耐贮耐运、适口性佳、营养丰富等优势，故能不胫而走，遍及东西南北，成为广受欢迎的菜粮兼用作物。至于南瓜、番瓜、倭瓜、金瓜、饭瓜诸称谓，或言源自、或状形色功用，已是颇具特色的本土化话语表达。

四，期待的学术推进。昕升的书稿由一个作物的视角展开，既从历时性维度纵向梳理了南瓜在中国本土化动态的演化进程；又从共时性维度考索了南瓜本土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系统结构的作用与影响考察。昕升的“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文化本土化”三段论，是对域外作物传入中国的适应和调试、乃至于形成有别于原生地品种的本土化过程比较精到的理论与学术归纳。昕升在学术界有“南瓜博士”之誉，应该是实至名归。

对于昕升调离南农，我是满怀不舍与心存凄然的。一个学问人，不管顺与不顺当以学术选择为第一，我与思明比较好地坚守了这一点。脱离了四大专门机构的农史研究，毕竟缺少了某种积淀、环境与氛围。昕升因为到了新的单位，以后可能不一定再从事南瓜史的研究，但是应该相信他在南农的历练与成长仍会发挥作用，取得更大更高层次的成就。

即此为序。

樊志民 2022.8.26

来源: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