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城市与减灾》2022年第6期，原文题目：西南民族村寨应急疏散演练的启示与防灾避险思考，作者：王超深、张莉。

作者简介

王超深，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高级工程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学博士， 长期从事综合防灾减灾工作。近年来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多灾种灾变空间耦合下的应急疏散空间韧性规划技术与示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空间结构理论与规划方法研究》等多项国家级课题，主持四川省科技厅《基于多源数据的老城区避难空间脆弱性识别及优化对策研究》等省部级项目。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EI、SSCI、CSSCI 检索 20 余篇。

西南地区是我国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最为多发的地区之一，自 1949 年尤其是近 20 年来，也是伤亡人数最多和经济损失最大的地区。

从具体数据看，2010 年至 2020 年间，西南地区地质灾害发生次数占全国的比例达到近 30%，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的 44%，死亡、失踪人数占全国的 47%，如果将统计年限调整至2000 年，受汶川地震、芦山地震等特大灾害影响，相应比例则更高。

2022年5月 贵州毕节织金县山体滑坡

而西南地区地域面积仅占全国陆域面积的 27%，“七普”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其人口总量仅占全国的 18%，西南地区单位面积和人口发生灾害的数量及灾害损失明显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由此可见西南地区灾害影响之大。

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对潜在灾害进行实时观测、科学预测的同时，通过积极宣传，加强社区居民对灾害的认知，使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实现更好的自救与互救，也是减轻灾害风险和减少灾害损失的重要举措。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的防灾减灾方针一致。

对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在提高工程技术韧性的同时，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群体救灾能力，构建社会韧性建设，是最为经济可行的方法。基于西南地区严峻的灾害形势，在国家重点研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四川大学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下司镇清江村为实证对象，展开了应急疏散演练，发现了诸多普适性问题与具有地域特征的独特性问题，经统筹考虑多灾种避难空间需求，提出了相应的韧性规划建议。

贵州省凯里市下司镇清江村建筑聚落

一、应急演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清江村概况

清江村地处贵州省东南部，平均海拔 655 米左右，全年无霜期 305 天左右，平均气温 16.5℃。东侧为清水江，江面宽度 100 米左右，西侧山体距离村落最小距离约 200 米。清江村是凯里市下司镇政府所在地，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80%，包括苗族、仫佬族等。2019 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清江村为 AAAA 级景区。全村常住人口约 2000 人，不受疫情影响条件下日均旅游人口约 2000 人。

村落传统建筑多为干栏式民居，以木结构为主，上盖小青瓦，窗户为木质格窗 ；近年来新建建筑主要为砖混结构，外墙整体贴木以还原传统风貌，建筑防火压力依然很大。

周边地区大量的火灾教训证实，如果在第一时间未对火势进行有效控制，极易形成火烧连营的后果，考虑重大火灾影响条件下避难空间设置及避难逃生路线设计，在这一地区有较强的研究必要性。

（二）应急演练思路与方法

本次应急演练以白天时段突然发生高等级地震为假想条件，通过地面 - 空中多源信息采集的手段，获取村民应急参数、避难集聚特征等信息，总结应急演练中存在的问题，统筹考虑西南民族村寨避难空间资源的稀缺性，提出考虑应对多灾种的应急避难策略和空间规划策略。

为便于识别不同人群起讫点，不同片区参加演练的人穿戴不同颜色的帽子和背心，所有参演人员均手持 GPS 仪器记录避难路线，演练结束后，研究人员通过起讫点时间差计算行走速度 ；对于 GPS 信号较差的区域，参演人员胸前佩戴 GoPro 移动相机，通过沿线图像判定避难路线，通过视频解析软件获取其行走速度；为更加直观地观察村民避难时是否存在判定延迟、空间堵塞、避难集聚等情况，在不同演练区域开行无人机进行连续视频流的获取。总体上形成以多源数据为支撑并能反馈校核的严密技术流程。

为提高演练的真实性，采用警报音提示的方法模拟灾害来临。演练共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村民基于自身对外界环境的判定，自主寻找避难空间，研究人员获取自组织条件下居民避难行为参数、避难路线、避难场所选择等信息。第二次由四川大学在前期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规划出不同片区村民应去的避难场所，并提前在地图上予以标识，应急演练前予以讲解，尽量保证村民能够知晓避难场所的位置，以同样的方式获取人员演练时呈现的避难特征，并与第一次演练进行对比。

此外，为获取村民在应急演练中存在的其他主观感受信息，演练后研究人员与参演人员进行了详细的沟通，详细询问避难时的第一感受、存在问题及建议等，并记录在提前设计好的表格中，后期进行专业性分析。

应急演练现场

（三）应急演练中发现的问题

1. 村民不能快速判定合理的避难场所位置

通过对演练视频的解析及现场观察，发现部分村民在应急演练警报声响起后，不能快速地判定应该去的避难场所。

通过后期针对性的访谈询问，获知其主要原因在于平时缺少对灾难的认识，认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历史上无大灾难，固有思维认为自己不会遇到大灾难，平日缺少针对性避难空间的思考。因此在灾难发生时，受恐慌心理影响，在周边无引导信息及人员帮助的情况下，自己难以快速判定合理的避难场所及路线。

2. 村民对标准地图认知普遍存在较大的障碍

对于高密度村寨而言，如果不进行合理的避难引导，周边人员可能向某辨识度和共识度高的场所集聚，造成该避难场所集聚人数过多，既不利于临时紧急避难，也不利于后续的固定避难，后期可能会导致“二次转场”的问题。因此，对于不同片区居民应结合周边避难空间布局实施分片区避难。

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演练之初即对参演人员进行了讲解和培训，以期使其明白应至的避难场所，并在标准地图上予以明示。但是，实际演练显示绝大多数参演人员没有按照预想的目的地至预定避难场所集聚。

后续的访谈获取其主要致因如下：西南民族村寨居民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使用地图，因此，不熟悉地图位置代表的方位，尽管在演练前由研究团队和当地干部进行了详细解说，但由于对标准地图认知有较大难度，很多居民并没有至研究团队提出的避难场所，实际避难地与预想地差异较大。此外，不同方向的避难人群在汇流后，盲目地跟随也是造成部分避难场所集聚人群偏多的重要原因。

3. 盲目跟随效应明显，互助效应加强

西南民族村寨居民以老年人和适学儿童为主，中青年群体较少。演练发现紧急情况下老年人及妇女群体在应急避难时存在明显的跟随效应，且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主要表现在“领跑人”自身可能存在避难空间选址不合理的问题。

此外，村寨内部虽然划分了消防分区和片区负责人，在紧急情况下，片区负责人具有帮助他人和组织救援的义务，但演练发现这一传统的社区救援队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自我疏散的同时，对老幼群体帮助效应不明显。

这可能与本次疏散为演练有关系，在真实应灾条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疏散单元在遇到困难时，受邻里互助传统的影响，对老幼孕残等人群进行帮助理应是自发行为。但仍需加强日常关注或通过演练提升对这一弱势人群的关注，以保证在紧急情况下不至于由于慌乱而遗忘。

二、 基于多灾种避难空间综合利用的思考

（一）西南地区灾害特征及影响

地质灾害具有避难时间短、破坏力大等特征，例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仅地震灾害造成的死亡人员即达到 27 万人，占各类灾害死亡人数的 54%，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也易造成严重的伤亡。

西南地区总体上以山地地形为主，地质环境脆弱，上述地质灾害频发，尤其是区域内分布着我国著名的南北地震带和青藏高原东部地震带，是历史上 7 级以上强震最为频发的地区之一，地震灾害的发生往往会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尤其是在雨季时节，多灾种先后发生或同时在某地域发生，形成破坏力更强的灾害链或灾害集群。

由于西南地区人口规模大、密度高，且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自建房建筑质量整体偏低，在强震或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下，土坯房、砖石房等易倒塌，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此外，重庆、贵州和云南等地存在大量的竹木结构建筑，火灾隐患大，除受传统的火塘文化影响外，近年来，电器线路老化也加剧了火灾的发生，在山谷风的影响下，更容易形成“火烧连营”灾难，防范火灾也是西南民族村寨普遍面临的重大压力。

总体来看，西南地区在面临严峻的地质灾害的同时，也面临干旱、暴雨等气象灾害以及火灾等人为或自然灾害，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较高的人口密度，使得西南地区更易出现严重的灾害影响。

（二）西南民族村寨避难空间特征分析

西南民族村寨大都位于河谷或山地之上，受严峻的人地矛盾影响，村寨建筑密度较高，且数百年来，受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度影响，村寨内部公共空间严重匮乏。

以本文研究的清江村为例，其建成区建筑密度高达 80%，其中私有属性的住宅占 78%，鼓楼、会馆、学校等公建仅占 2% ；其余20% 主要为河流、山体和少量的道路、广场等，避难空间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

此外，在数百乃至数千年的自组织模式下，村寨内部通道较为狭窄，且大都呈不规则的形态，方向识别性差，对于山地地区村寨而言，还往往有坡度大、台阶多等特征，在强震影响下街道两侧的房屋瓦片及其他悬挂物易脱落，堵塞道路或严重影响疏散效率。

避难场所的稀缺性和避难通道的脆弱性，使得避难空间选址面临更大的难度，如何统筹考虑居民避灾行为特征、避难场所空间布局和避难通道安全性与可靠度，是西南民族村寨应急避难水平提升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基于多灾种避难空间综合利用的思考

西南民族村寨脆弱的自然环境、紧张的人地关系及村寨内部有限的避难空间，决定了其避难空间利用应综合考虑不同灾种影响，例如，滨江空间能够满足地震、崩塌、火灾等避灾要求，但是难以满足百年一遇或更高等级的防洪要求。

因此，避难空间的选址与改造应综合考虑不同灾种发生概率、影响程度，尽量实现同一避难空间能应对更多灾种避难需求。

三、结论与建议

（一）应急演练能明显提升应灾能力

应急演练是提升既有避难空间预定效能的重要措施，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应急演练重视不足，使得紧急情况下居民不能快速、安全地到达避难场所。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的应急演练证实，日常的应急演练能帮助居民更加快速地判定合理的避难场所及避难路线，明显提升避难空间效能。

对西南民族村寨乃至更广大的乡村地区而言，通过提升工程技术韧性实现防灾减灾仍缺少经济基础，难以在全国大规模推广，而强化社区防灾救灾力量建设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势，能有效弥补政府救灾的滞后性与有限性。

因此，通过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提升社会韧性是重要举措。

以典型标志物为特征的心理认知地图

（二）构建地域性的心理认知地图

西南民族村寨居民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且鲜有使用地图的习惯，使得他们对标准地图式的平面图示信息不能快速地识别，尤其是对于信息容量较大且以规范化用语标识的图面信息，难以获取其有用信息，在恐慌状态下，更无从获取。

通过对民族村寨参演人员的事后访谈，发现他们心中有非同常规的“心理认知地图”，其核心标识以地方性约定俗称的地名、地域性共识度高的典型建筑等为“地图要素”，且以符号或图片进行标识，便于老年人及受教育年限较少的人识别，同时，该心理认知地图将不同片区至避难场所最安全、便捷的疏散通道予以重点表达。

当平面信息采用规范化的表达方式无法有效传导至居民时，通过此类地域化的心理认知地图标识，可实现居民最便捷、直接地了解避难场所空间位置信息，有利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疏散。

（三）强化灾害宣传和应急演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备灾意识、心理应急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应积极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开的社会公众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经验，通过更加通俗易懂的视频、音频、文案设计等方式对如何识灾、避灾、应急物资准备、预定逃生与避难计划等进行系统宣传。

此外，加强应急演练是降低灾害影响的重要手段，结合本课题研究团队在其他地区展开的演练，发现在恐慌状态下，居民避灾跟随他们心目中的“能人”进行避灾的特征明显，这些“能人”以青壮年群体为主，因此，加强对青壮年群体避灾知识的培训及应急演练，能明显提升整个聚落应灾能力。

（四）开展“双盲”演练提升演练效果

当前的演练脚本设计采用事前通知的方式，参演人员由于有心理准备，因此，在反应时间、行走速度及避难场所选择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滞后性影响，与灾难发生的真实场景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在有条件的地区采用“双盲”演练的方式能更好地发现潜在的问题，有利于提出针对性更强的对策，但应做好更加全面细致的紧急预案，防止演练出现过度混乱、人员踩踏等事故。

来源: 地震三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