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珠海航展上，中国展示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中国空军现役的最新一代主力战斗机歼20和歼16等，航展进行的第一天，成交金额就达到2500亿人民币。在令人振奋的成绩背后，回想起1996年的第一届珠海航展，中国空军参展的主力战机仍然是苏27/30系列。在短短26年间，中国从模仿者进化为领跑者，创造了一个个让世人惊叹的成就。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梳理这段岁月，并追溯到人民空军刚完成组建的1949年，我们将不止看到一段从模仿到创新的科技发展史，更能感受到一个民族的自强和不屈。

第一节 从仿制到自主设计

1949年1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7月，中央决定正式建立空军，指定刘亚楼负责，王弼和吕黎平参与，落实筹组工作。1949年11月11日，在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机关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标志着人民空军的诞生。

而此时的中国空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既缺少航空装备和飞行相关人才，更没有相应的航空工业支持。到1949年10月底，我军手中的飞机数量上虽然不少，但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那就是这些飞机既包括美国在内战时期援助给国民党部队的系统全面的P-51、P-47、、P-43、P-40战斗机，C-46、C-47运输机，B-24、B-25轰炸机，也有接收日军的90、94、97、99式和英国的蚊式等战机，还有因国民党不同派系军队各种渠道向美、苏、英、法、甚至是德国等国购置的不成编制的新老旧战机及配件，再加上我军先后两次向苏联购置的米格-15、拉-9、拉-11、图-2、伊尔-10及教练机和通信机等，但我们没有设计制造飞机的能力，给当时的空军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航空事业不仅是个挑战，更是个契机，不但加速了中国航空部队的建设，也因此形成了对苏联的压力，进而促进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虽然早在1949年8月，中苏就中国建立空军达成协议后，苏方派出了以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院长博依佐夫为首的四人航空专家组来华考察，并在初步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后，提出了一个供中国航空工业改建利用的22厂名单。并在刘亚楼、王弼的主持下，多次讨论修改形成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的报告。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财政状况还很困难，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依然需要继续，所以国家不可能立即筹备大量资金大规模建设航空工业，以至于这些航空工业的发展依旧躺在计划簿上。朝鲜战争使一切都变得紧迫起来，鉴于当时的情况，中国航空工业做出了主动缩减规模，将22个厂缩减为6个厂，同时定下了技术上优先修理，布局上考虑制造的策略方针，为志愿军航空部队提供了基本的维修保养工作，至此中国人民航空工业依靠苏联的帮助，在接近瘫痪的国民党和满洲株式会社原工业残垣断壁上建立起来。

1954年试制成功初教-5型初级教练机(仿制苏联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标志着航空工业进入了制造阶段。1956年又试制成功歼-5型喷气式歼击机(仿制苏联米格-17型喷气式歼击机)，并配套了涡喷-5喷气式发动机，跃入了喷气式飞机时代。1956年，成立了材料、工艺、飞行试验和空气动力科研机构。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组建航空研究院建立了一批科学研究所和产品设计所。航空工业开始从仿制向自行研制发展，相继自行设计和改进改型了多种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教练机和运输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粗具规模并逐步形成了体系。

20世纪60年代，我国领空一直遭受美式高空侦察机的入侵，而现役的歼5型战机，在万米高空力有不逮，亟需一种更为强大的战机，而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于是，中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仿制时期。虽然从型号来看，歼-7和歼-8的研发应该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而实际上，两种机型是基于一个起跑线——米格-21战机。所不同的是，歼7参考了爱夫-13，而歼-8则参考了伊尔-28。

根据1961年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中国购买米格-21爱夫-13型飞机及其发动机制造特许权的协议，航空工业局决定安排沈阳飞机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进行试制，并进口了一部分散装件。在随后的一年时间中，该机的主、辅机图纸资料陆续交付中国，1962年飞机的散装件和订购的部分器材也分批到达。实际上工厂在翻译校核图纸资料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不得不进行补充计算，修改图纸和技术文件，也就是我们所获得米格-21的大部分的技术资料受到了中苏关系交恶的影响，实际对歼-7的研发生产作用有限。基于此种现实，1962年5月，航空研究院和航空工业局联合做了“技术摸透”部署：航空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对飞机、发动机、导弹和机载设备进行了技术摸底，吃透技术，并参加了完善图纸和技术文件以及试制工作。这次“技术摸透”对我国飞机研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歼7和歼8的研制工作。

从1964年开始试制，到1966年1月17日，歼-7型飞机由试飞员葛文镛驾驶首次升空。1967年6月，国家批准投入成批生产。该机试制周期只有2年零4个月，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好的质量，与扎扎实实地进行技术摸透工作是分不开的。

就在歼7开始试制阶段中，已经意识到空军装备重要性，便将更新型的自主研发战机的项目提上日程，这就是歼-8。1964年10月25日，确定要研制比米格-21型飞机飞得更高、更快、留空时间更长、看得(雷达)更远、火力更强的歼击机。根据苏联提供的米格-21样机制造出以涡扇-6型发动机为动力装置的“单发”歼-7原型机，同时也提出了以装2台涡喷-7型发动机或改进的2台涡喷-7甲型发动机的“双发”方案。

1965年5月，罗瑞卿总参谋长批准“双发”方案投入研制。设计工作全面铺开，在此关键时刻，总设计师黄志千去法国参观航空博览会，在国外因飞机失事罹难，歼-8型飞机的研制工作改由叶正大副所长负责，而这个时间段，总工程师高方启病逝，技术领导的一连串变故，严重影响歼-8的研制。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航空工业的造成了混乱和破坏，对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研制造成了冲击。研发歼-8的过程中，广大研制人员排除各种干扰，一心扑在研制工作上，仅仅3年就有两架验证机总装完毕，但对于2倍超音速战斗机设计所需的知识是极其匮乏的，在静力学实验时，其中一架发生了断裂，而这个事件成为了日后批斗技术人员的导火索，几乎全部技术人员被勒令停止工作，接近研发定型的歼-8样机只能在机库中落灰。直到1969年7月5日，歼-8“惊天一飞” 首秀成功。1969年至1979年，在漫长的十年试飞中，沈飞在技术和管理上都面对着巨大的考验，一步步将诸如翼面颤振等超音速下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解决，也是这十年，也塑造了日后沈飞的研发性格，翻开了歼-8战机搏击长空50年的传奇篇章。

20世纪80年代初，航空工业按照“科研先行、质量第一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飞机“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继续趋向缓和，中国实行了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政策。但这个时期，中国同外部进行技术交流的机会依然很少，中国虽然取得了在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身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技术交流上依然受西方国家的严格监控。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随着苏联解体，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措施与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形势也不相适应，巴黎统筹委员会在1994年4月1日宣告解散。

然而，1996年，以西方国家为主，还包括俄罗斯等原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一个旨在控制常规武器和高新技术贸易的国际性组织，《瓦森纳协定》最初有33个成员国，新的协定继承并发展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物品清单，并将中国等国家列入限制名单中。

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对中国的航空领域、尖端科技行业都受到影响，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相应时间和资本进行积累，但似缓实急的环境，根本不允许我们慢慢发展，96年的台海危机更是将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感加在我国家的身上。而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还不到二十年，经济上又受到转型和思潮的双重冲击，为了保证国家整体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矛盾，资源向更多倾向国家的基础建设，属于花费巨大的国家军事航空工业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造飞机的不如养鸡的”这些话题就是在这段时期传出来的，也是当时航空工业窘迫的侧面写照。

台海危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涉及到国家安全军事领域也是开始大力布局，而我们的研发人员拼尽全力，动用一切可能的帮助提高我们的航空工业水平，这其中既包括尽可能获取外部先进技术，也包括我们开了外挂一样的逆向工程。

到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后，我国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业科技体系也趋于完整和规模化，微电子等行业的水平更是发展迅速，歼-10、歼-20列装，歼-31也成功试飞，还要出去创外汇，成为全球唯二的同时拥有两种型号的五代战机国家，一棵完整的航空科技树，就这么活生生的逼出来，而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反而降低了，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打破了技术封锁的墙，几乎是进入一个领域就打碎一个领域技术和价格的双重垄断，甚至被笑称为技术封锁的粉碎机。

来源: 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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