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感受过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吗？

你在学校受到过同学们的歧视吗？
你被周围的人嫌弃过吗？
这些对自闭症孩子来说，并不陌生。


蔡晓莉校长2007年调入成都市武侯区特殊教育学校任职，当时学校并不接受自闭症。大部分学龄阶段的孩子“混迹”在一般学校，成为学校的“异类”。
 
伤害他们的不止是疾病，还有误解、排斥和歧视。
 
“我在学校任职后，不断地有家长来找我，谈入学的事情”，蔡晓莉回忆起十几年前，自闭症孩子面临“无处可去、无学可上”的困境。当时大部分学校没有能力接受自闭症孩子，全国仅有几个机构可以接受，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成都市几乎是“空白”。
 
2008年，在蔡晓莉校长的带领下，成都武侯特校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们准备接收“中度自闭症”孩子，“这样至少让他们可以有学可上，”蔡晓莉坦言。
 
从此以后，蔡晓莉校长开始接触更多的自闭症孩子和家庭。“从2008年到2011年，我们主要是在摸索，重度自闭症孩子的教育干预训练。”

特殊孩子的到来让老师们直面差异的存在，养成了针对性教学的习惯。当关注差异成为习惯，教育生态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开始向教育的本质靠近。这种变化同时也在改变着家长。


小强（化名）是成都市普通学校的学生，他的行为问题、情绪问题非常严重，“甚至连校长都不放在眼里，把校长的眼镜都扔到楼下去了。”万般无奈之下，普通学校的校长向特教学校的蔡晓莉校长发出“求助”。“他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同学的安全了，因为他总是从背后打别人。”
 
“没有人能够教的了他，他骂出来的脏话都不知道从哪里学的。”蔡校长说，他说的这些话家长都没有说过、更没有教过他，谁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并没有人觉得他可能是自闭症，大家觉得他就是坏孩子。”

虽然小强考试可以考双百，还有比较突出的创造力，但他仍然要面对事实——家长同学不接受他，老师学校管不了他。

蔡晓莉回忆起第一次和小强见面，“这个孩子有明显的多动问题，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踢我的办公桌，直到桌子上的东西都震到地上去了。”“而且聊天和我不在一根‘线’上”，蔡校长试图用通俗的语言还原那个场景，“就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
 
小强被确诊为亚斯伯格综合征（泛自闭症障碍），伴随ADHD（多动症），存在着注意力缺陷、行为缺陷等多重障碍，是典型的“高功能自闭症”。确诊之后，蔡晓莉亲自给小强上课，进行情绪、行为训练的教育干预训练。针对孩子的“多动症”，家长也在蔡晓莉的建议下，配合了药物。
 
训练的第一个月，小强不被允许回校上课；训练的第二个月，小强稍有进步。蔡晓莉奖励他回校，上音乐课和计算机课；三个月过去了，小强打人、骂脏话的问题有了明显改变。终于可以回到原班级，再次接受普通教育。
 
然而，小强却是自闭症群体中极少数的“幸运儿”。


“像他这样的‘高功能多重障碍’只有不到5%。”蔡校长说，大部分自闭症孩子没有他这么强的智力和认知能力，也没有他这么多重、复杂的障碍。
 
但这样的孩子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般学校里，他们的“多动、注意力缺陷等问题”不能被接受；他们的智力和认知能力，又远远高出特殊学校的孩子们。
 
蔡晓莉校长指出，面对这样的孩子，“目前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教育干预训练，药物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且越早干预训练，孩子重回普通学校、融入社会的可能性越大。


蔡晓莉回忆起初入武侯特校的事情，总喜欢说“那个年代”，尽管这中间，只有短短的十年。

但这十年间，中国的“自闭症孩子”的处境，有了很多让人欣慰的变化——国务院出台政策，让自闭症孩子们“有学可上”，家长组织不断增多，志愿者团队逐渐庞大，教育机构更加专业，

......

总有光亮，照亮自闭症家庭。


蔡晓莉经常说：“现在的时代环境变好了。”
 
她和武侯特教也在不断努力，推进“融合教育”，引导社会接纳自闭症，倡导“我们不一样，我们都一样”。提到这一点，蔡晓莉校长十分感慨：“有很多孩子，我们需要做‘一对一’的训练，这样才能针对孩子的情况进行教育干预训练。教育的方法找对了，孩子融入社会的可能性很大。”
 
当前重要的是观念转变，我们要真正接纳、接受这些孩子融入社会。
 
蔡校长深情地说到，往往我们一个善意的举动，就会让这些家庭感觉到有希望。这是非常重要的。
 
蔡晓莉所在的机构，是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融合中国家长网络的成员之一。融合中国家长网络自2015年5月成立，支持中国家长组织网络内的服务机构共同发展，更好地服务并支持自闭症儿童及家庭，帮助他们享有有尊严、无障碍、有品质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