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年底，一项被业界称为“破冰之举”的文件正式发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推出的《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宣布：从2025年1月1日起，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申请者，可以选择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成果、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等“实践成果”替代传统的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近一年转瞬即逝。这份旨在打破“唯论文”藩篱、将国家最高学术荣誉与产业一线深度绑定的改革举措，究竟在现实土壤中生长得如何？伴随着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先后诞生首批以实践成果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各方舆论纷纷登场。产业界欢呼“正名”，学术界警惕“注水”，一场关于何为“真才实学”、如何定义“学术卓越”的深刻思辨，正在高等教育界与产业界之间激荡开来。

我国首个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质量标准发布（图片来源：教育部官网截图）

政策破冰：打破传统的时代回应

这份文件并非凭空而来。中国博士培养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是催生变革的深层土壤。

根据教育部历年发布的统计公报，我国博士毕业生走向企业、工程单位等非纯学术领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博士培养的核心模式，仍固守于为学术界输送人才的单一轨道。这种“以学术之履，适应用之足”的错配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大量擅长解决实际工程难题的顶尖人才，因缺乏传统学术论文而被挡在博士学位门外。

改革的种子早已埋下。2018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的“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已明确提出要“完善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分类评价体系”。2020年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更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4年年底的文件成为打破坚冰的“临门一脚”。它首次在国家制度层面，为工程博士开辟了一条与学术博士并行的新赛道，重新定义了申请博士学位所需的“创造性成果”——从单一的学术论文，拓宽至能体现“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实现工程技术变革创新”的各类实践成果。

高校实验：多元路径的探索图谱

政策出台一年来，各大高校如同手握同一份“施工图”的不同施工队，因资源、理念和基础差异，呈现出了多元的“实景图”。

•清华范式：解行业“卡脖子”之困

清华大学首位“实践博士”聂海亮，其成果直指钢铁行业的环保痛点。他研发的“炼钢电炉除尘灰电弧熔融还原分离技术装备”，攻克了钢铁粉尘资源化利用和重金属分离的难题。该成果解决了相关“卡脖子”难题，具有显著的推广应用价值与经济社会效益。这清晰地传递出清华的改革导向：博士的“创新性”，必须体现在解决真实世界复杂工程问题的卓越能力上。

•西工大路径：育“总师型”国之大器

西北工业大学的探索则深深烙印着“为国铸剑”的基因。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总设计师黄领才，以“大型灭火水陆两栖飞机灭火任务系统研制”为实践成果获得博士学位。这一成果本身即推动国之重器AG600飞机取得型号合格证、填补国家空白的核心贡献。西工大致力于构筑“总师型”工程博士培养体系，其目标是培养善于从重大工程中提炼本源问题（“1→0”）、能指挥战略科技力量的帅才。

西北工业大学首批实践博士答辩现场（图片来源：西北工业大学微信公号）

•重大样本：创经济效益超亿元

重庆大学的案例，生动诠释了“把论文写在产品上，把科研做在车间里”。博士研究生袁小虎身为企业研发骨干，其课题“高温超（超）临界汽轮机阀门抗氧化涂层研制及应用”源于国家重大电力示范项目的紧迫需求。该成果突破了3项关键技术，在全球最高参数机组中实现应用，已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亿元。体现了重庆大学将“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育人模式在培养高端工程人才、直面国家重大需求方面的现实路径。

除了聂海亮、黄领才、袁小虎，这批先行者还包括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丘同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魏连峰博士、电子科技大学的吴帆博士等。截至目前，国内多所高校已诞生了多位以实践成果获授博士学位的探索者。据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吴刚12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已经有59名工程硕士、3名工程博士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他们的共同画像极为清晰：多为来自行业龙头企业的核心技术骨干，拥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他们的研究课题，多数源自国家重大工程或产业一线亟待攻克的关键技术瓶颈；他们的“毕业论文”，是能够直接投入使用、产生重大效益的技术装备、国家标准或成套解决方案。

2025年7月25日袁小虎实践成果答辩现场照片（图片来源：重庆大学官网）

舆论交锋：质量“高门槛”与“注水”担忧的角力

随着首批“实践博士”的诞生，围绕其学位“含金量”的讨论迅速从学术圈扩散至公共舆论场，形成了观点交锋。

支持方认为，改革不仅没有降低标准，反而树立了更贴近国家需求的“高门槛”。产业界对此反响尤为热烈。一位参与校企联合培养的央企总工程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表示，能指挥重大工程子系统、其成果能直接装机应用，所需要的系统思维、创新能力和抗压强度，远比完成一篇优秀论文更为复杂和综合。这一观点在《工人日报》的评论中得到呼应，评论认为，多元评价体系让有志于创新创造者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实践活动，使毕业生更贴近岗位实际需求。

质疑与担忧的声音也始终存在，焦点高度集中于“如何杜绝注水”和“如何守护学术内核”。这类担忧在网络舆论中颇为常见，许多网友在肯定改革方向的同时，也犀利提问：“这是否会成为有资源、有门路者的捷径？”“如何防止‘人情成果’过关？”这些声音指向了改革成败的生命线——评价体系的公信力。而学术界的深层关切在于，工程报告能否替代传统论文所要求的深度理论探索和逻辑训练。

面对争议，教育主管部门的回应体现出“积极审慎”的推进思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吴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我们深知，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起科学、公正、有足够公信力的评价办法。”为平衡创新与规范，各校在试点中已探索针对性方案，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在评价体系中设置了“技术先进性评审”环节，由学术委员会评估理论深度。更为普遍的做法是，许多高校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学术性总结报告”，对工程实践进行理论升华，以此坚守博士培养的学术训练底线。

这场交锋揭示了一个核心共识：放宽成果形式，绝不意味着放低质量要求。改革能否成功，不取决于是否取消论文，而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套比传统评审更严谨、透明的新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每一顶“实践博士”的帽子都名实相副，经得起时间与行业的检验。

来源: 我是科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