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黄河多泛滥，每一次决口与改道，都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西汉朝廷对黄河治理尤为重视，不仅修筑堤防、设立专职官吏，也催生出众多治河理论。汉哀帝初年，黄河“自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河道紊乱，水迹难以分明。面对危局，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正是在此背景下，贾让登上了历史舞台。

贾让（生卒年不详），西汉哀帝时期的“待诏”。除了这个身份，史书中再无关于他的更多记载。为何提出如此重要思想的人物，生平却近乎空白？这与汉代的“待诏”官制密切相关。

此制度用于临时征召士人，侍奉于宫廷，应皇帝咨询或处理特定事务。它虽为贾让提供了上书言事的机会，但其临时性和非正式、不记档的特性，也使得许多像他这样的能人异士，其生平事迹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湮没，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在提出“治河三策”前，贾让不仅熟读前人治河典籍，更亲赴冀州（今河北一带）实地勘察水情，足迹遍及黄河下游。通过深入调研，他洞察到黄河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贾让看来，上古时期，河道与人居相安无事，“大川无防，小水得入”，洪水有陂泽可蓄，有宽缓之地可游荡，灾害并不多发。

但自战国起，各国“各以自利”，始筑堤防洪。“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这时虽稍偏离河道，河水仍有游荡空间。

而进入西汉，情况进一步恶化。百姓不断与河争地，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更在黎阳等地修建石堤，迫使黄河“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如游龙被困，不得安息。贾让站在黎阳堤上眺望，只见“河高出民屋”，危机四伏。

于是他应诏提出“治河三策”，主张人类应“不与水争地”，以“宽河行洪”为原则，实现人水和谐。这一思想，被后世誉为“贾让三策”，影响深远。

贾让认为，上策是主动让出河道，实施人工改道。具体来说，就是将黎阳遮害亭一带堤防掘开，使黄河水向北流入大海，同时将冀州受水灾威胁的百姓迁移至安全地带。

他设想，借助太行山地形与东部金堤的自然约束，黄河将在短期内自动冲刷出新河道。虽然此举将损毁大量城郭、田庐与坟墓，移民规模庞大，但贾让算了一笔经济账：沿河十郡每年修堤费用上亿，一旦决口损失更多。不如将数年治河经费用于移民安置，从而一劳永逸。

他慨然发问：“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若此策能行，可“为千年之安”，百姓不再年年忧水，朝廷不再岁岁耗资。这不仅是治河良方，更暗合现代“移民补偿”的治理理念。

然而，大规模移民牵涉甚广，朝廷难以决断。于是贾让又提出一条相对温和的中策。

若不能彻底改道，贾让建议在黄河下游地区开凿多条漕渠。这些水渠既可分泄洪水，又能灌溉农田，化水害为水利。他在考察中发现，淇口一带土质坚固，导致水位壅高，便建议从此处向东修建石堤、设立水门，系统建设灌溉与分洪渠道。

贾让总结，开渠有“三利”：改良盐碱地、淤泥肥田增产、便利漕运；而不开渠则有“三害”：百姓疲于防洪、土地恶化、决溢频发。

他认为此策“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是兼顾现实条件与治理效果的务实选择。

如果连中策也无法推行，则只能采取下策：在原有狭窄弯曲的河道上不断加高加厚旧堤。

贾让指出，这种被动防守的方式，结果只能是“劳费无已，数逢其害”，陷入“年年修堤，年年防灾”的循环，是最不可取的下策。

贾让三策自提出便引发历代讨论，看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