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勤思敏学，勇于挑战

随着读书广度的拓宽和深度的延展，少年刘经南对求知欲越来越强烈，从文学到生物、从天文到物理，甚至对早期的“人工智能”也有涉猎.···知识学科的边界已经无法阻挡这位少年的探索的脚步，20世纪50年代的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更是坚定了这位中学尖子生叩开科学大门的初心。

我初中时候还喜欢看小说，读《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1959年刚念高中，电影《青春之歌》就上映了，《青春之歌》这部书也看了很多遍，那时候情窦初开，喜欢看里面的恋爱故事。书中林道静对革命理想和真爱的执着追求深深影响了我。我看小说看多了后，就喜欢找文学评论来看，对照别人的评论，就更容易看懂原著了，越看越懂，越看越专。阅读这些小说及其相关评论文章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的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更丰富了。

初中时代我就非常喜欢生物了，我当时非常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业余图书管理员的时候，特别爱看遗传学方面的书。那时候科学家已发现了染色体中DNA双螺旋体结构，彼时大家对生育的知识都还不了解，认为生女孩是女的不争气。我阅读了相关文献，知道了人类性别决定因素与X、Y两种性染色体有关。XX结合就是女性，XY结合就是男性……搞明白之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去批评那些大人，说生男生女不是取决于女的，而是取决于男的，你们都搞错了！那时只有十几岁。初二我曾自制过显微镜，放大倍数可达100倍左右，可看见单细胞草履虫的活动，细胞核、胞口、胞肛都可看见，吸引了很多同学围观。

我也喜欢看天文地理方面的书，也爱看报纸，关于政治形势之类的也看。祖父、父亲那时候在天文地理生物等方面的知识都不一定有我多。刚进初中时，因为身高还没发育，个子比班上同学要矮一点，胖胖的，显得矮墩墩的样子，他们都叫我“刘矮子”，可是到初中二年级大家就都叫我“刘博士”了。那时我在长辈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很博学，他们觉得我很厉害，给我起了“刘博士”这个外号。而我祖父爱用“万宝全书”这个词来形容我，还夸我比《万宝全书》还多一页。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他们，大家都为中华儿女在美国得到诺贝尔奖而感到非常振奋。当时我也暗地里想，将来我搞科学也要争取拿个诺贝尔奖。这让我萌生了当科学家的愿望。

我对自己未知的领域都很感兴趣。记得初一下学期时勤工俭学我们到农村去劳动，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不会搞农活，插秧有点儿慢，常遭取笑，但我有一种好胜心，下决心要学会它。于是我就找到最要好的来自农村的同学教我插秧技巧。我们俩在下雨时大家都在休息的空档，找了一块拔了秧苗的田地，他来教我插秧。就这个事情，我还写了一篇小散文，题目是《雨后》，大概内容是“下雨了，收工了，我们还在插秧……”，文章中我把学插秧的那个雨后场景写得挺美、挺动人。体现了两个小孩一个认真地教，一个虚心地学，生动地描写了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我们那个初中语文老师还把这篇作文读出来当范文。初中时期，有了自修一年的底子，我的数理化成绩就很突出了，数学一般在班上都是前一两名，没出过前三名。到了大学，我的数学一直也都是全班前两名。

初三后到高中时期我就更喜欢看生物方面的课外书了，而且开始对人的思维能力感兴趣。1956年以麦卡赛、明斯基、罗切斯特和香农等为首的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年轻科学家共同研究和探讨用机器模拟智能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它标志着“人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诞生。当时我就想人为什么会思维，于是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当时也跟着认为思维就是生物电流传递过程。那么生物电流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有文献说是生物感知外界产生的化学作用形成的生物电流传导过程.·我总在思考。高中时的我学了达尔文主义，还有米丘林学说，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逻辑和实验也很清晰，跟数学的“味道”差不多，达尔文讲物种进化，米丘林讲物种杂交与嫁接，两种学说时有争论，但我更佩服达尔文一些，认为更理性，因此我就萌生了学生物学的想法。所以我高考志愿第一表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生物系，想去研究生命思维的传递，探究思维到底是怎么完成从感知到认知这个传递过程的。

谁知到大学之后，学习的是天文大地测量。我们最初的基础知识学的都是量尺子、量距离、量角度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太简单了！觉得没什么科学含量。而且传说当时钱学森在一次国家科学规划会议上讲过“测绘不是科学，是技术”。钱学森那时是多大的权威啊！他那会儿刚从外国回来，我们都很敬重和信任他的。我当时就想学数理化天地生，本来想搞科学的，结果他说测绘不是科学，把我心里搞得一下子就“拔凉拔凉”的。起初我对测绘热情并不高，但老师和家人都劝我坚持下去。大二时在我接触到更多测绘专业基础课之后，发现了测绘也有很多探索性和挑战性的领域，因此我逐渐对本专业产生了兴趣。

宋代理学家张载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刘经南院士相信“怀疑”是进步的开始，是创新的起点，只有对旧知识进行大胆质疑，才会有探求事物本质、发现新知识的勇气和毅力。他深深认同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敢于挑战”的精神，还多次因为过于专注思考，而在走路时撞头，这也为他日后成为顶尖科学家，形成科学素养和精神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学时，我依然喜欢生物。读大一时，我时常去旁听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也听文学评论课。那个教文学的教授姓名现在忘记了，我中学就看过他很多文学评论，很崇拜他。我的学习受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的影响，书中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问马克思“你最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回答“怀疑一切”，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教科书的证明和理论并不十分迷信，如果有可能都要下手用与书上不同思路推证一下。一般情况下，我都要先学习然后找出问题和不足，我经常想的问题是：“我可不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推导它？”因为我看参考书多，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现在保留的当时课本，还留有我当年自己写的不同的证明过程。

大学时一般听课我就听二三十分钟。我有经验了，老师讲的是一般的理论，听懂了就可以了。大学的课上得很快的，跟中学的不一样，一下子就几十页过去了。特别是我们学自然科学的，有很多公式，公式也很烦琐的，老师一黑板的公式哗哗地就写出来了，很容易跟不上。所以大学里一般的同学上课时是很难完全吸收的，特别像数学这样的科目当堂消化吸收很难。而我基本上课只用花最多三分之二的时间，少的话三分之一的时间就会听懂，于是后面我就不听了，就去看课本参考书了。

我的精力常常放在推论一下老师说得合不合理上面。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著名的公式，教科书推证不严谨，不太合乎数学的逻辑规律，就去找了很多书，其中有本当时苏联最著名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推的。我又去图书馆找，阅读了好多参考书，包括高斯“徒弟辈”的德国数学家、大地测量学家赫尔墨特参与编写的《大地测量学的数学和物理学原理》，这是大地测量界权威著作，也是这样推证的。赫尔墨特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是最有名的德国数学家。在研究了大量相关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我就运用数学理论进行了严密的推理，大概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边听课一边搞这个推论，最后终于把它推出来了。给我很崇拜的一位一级教授看，他是中国测量学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个人，在同济大学测量系还当过系主任。同济大学的系主任都是德国人，只有他是中国人，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一看就说“你这个思路是对的，是完全从纯理论到理论的，是严格抽象的理论推理。从微分图形推证理论，是因为教科书要便于学生和专业人士理解进行了某种直观的简化。但是你这样是严密的、正确的”，他肯定和表扬了我。我问这个可以发表吗？他笑了笑，说可以发表，但是你这个只能用“关于某某公式的一个注解”这样的标题，意思是这个公式已经证明出来了，是别人发现的，而我这个推证过程只是关于它的证明的一个方法，虽跟别人的不同，但不算新发现。他的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即“学习要注重发现”！后来当我准备发表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思考问题的时候，注意力会非常地集中，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学习习惯。当我想问题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即便有再大的动静，我都听不到。甚至有时候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想问题想得入了迷，周围有什么东西完全感受不到，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撞树也撞了蛮多次，撞人也撞了很多次。

来源: 武汉教育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