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暑期大火的科幻恐怖片《异形：夺命舰》（Alien:Rumulus）中有一个关键药剂：黑水（black goo），它由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组成，可改变宿主基因并创造全新物种。影片中，已有身孕的凯（Kay）由于私自注射黑水从而诞下一个可怖的怪物。尽管在影片中怪物最终被杀死，但其本身的存在已经对生物医学发出了质诘：人类的下一步进化是将自身改造为怪物吗？当人类的欲望与极度发达的科技相媾和，人类社会将会如何演变？是时候将目光转向科幻中的生物医学了。

《异形：夺命舰》海报 （图片来源：3DMGAME官网）

倘若在现实生活的医学现状和科幻小说的医学展望中划分出一条界限，那么这条界线的左边是“治疗”，右边是“增强”。左边是治疗人类的顽疾使人类得以健康，右边是通过生物技术增强人类肉身，以逆生命周期的方式实现永生。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2017）中清晰有力地总结了现代医学的功用：“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过完应有的人生”[1]。同时，他也敏锐地感知到未来医学发展方向的转变——不再是救治病人，而是追逐“永葆青春”[1]。这也意味着人类肉身将发生巨大变革：在生物制药的赋能下，部分人类将跨越生老病死的物理界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人”。无独有偶，1932年，赫胥黎(Aldous Huxley)就在作品《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预言了一个被生物技术管制的未来社会。序言中，赫胥黎将科技的进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原子能为代表的物质科学，另一类是“应用于人类身上的未来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2]。尽管物质科学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但他真正认可的深刻改变则发生在“人类的灵与肉”[2]之中。

一、挑战肉身：被模糊的人类边界

赫胥黎的论断与当下正汇聚成洪钟大吕的后人类理论相互呼应。事实上，尽管“后人类”正逐渐成为一门理论显学，但关于“后人类”的定义依然存在概念混战的现象。不过，目前这场混战中已浮现出重要共识，那就是“后人类”强调现代社会对人类身体的改造：“真正的后人类是激进的，它首先是人类身体（包括大脑）的改变，只有在此基础上，激进的后人类状况才得以成形”[3]。那么，在肉体层面上，人类将会以何种方式发生何种改变呢？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以指数级速度发展的现代生物医学：1996年，Dolly羊的诞生使得克隆技术由理论变为现实，引发了关于克隆人类的激烈伦理论战；2012年，多德纳（Jennifer Doudna）和卡彭特（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CRISPR/Cas9编辑技术，基因编辑初见端倪，此技术可定向改变个体基因，使人类的进化从“自然选择”跳跃至“人为选择”；发展至2024年，已有日本公司PorMedTec宣称跨物种器官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的可行性，他们试图通过基因技术将猪变为人类器官的培养皿，大大降低器官移植的门槛。生物医学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生命维度，人类正在突破纯粹生物的限制，不仅寿命在时间维度上无限延长，“人类”的边界也面临诸多挑战：当人类使用猪器官的时候，人类还是纯粹的“人”吗？

这样的发问极为危险，但却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和伦理困境，这个问题也吸引了大量科幻作家的创作。科幻作品可被视为全方位的思想实验，作为典型的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科幻叙事遵循了“假如”（what if）开头的叙事模式，将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现实加以虚构和想象，置于小说的情境中，并借此参与大众话语的构建。尽管文学与社会想象力之间仍有差距，但是“只有在后人类状况当中，科幻才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直接与科学和社会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当代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3]。科幻对现实的介入在于其不仅想象了科学发展的技术产品，更深入探索了科技给社会结构和人的心灵状况带来的显著变化。以基因工程为例，本文将选取三种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科幻文本探讨科幻作家对未来医学发展的警惕性。这三部作品分别是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 2021）、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殃鸡》（Oryx and Crake，2003），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二、改造人类：被分裂的新社会

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出版于2021年，从人造人克拉拉的第一视角出发，叙述了其陪伴人类小女孩乔西从生病到痊愈的经历。石黑一雄用温馨的笔触书写了人类如何在绝境中探寻希望——尽管整本小说充满童话般的色彩，但其中对社会环境的影射也足够让我们认识到“基因提升”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小说的核心情节——乔西罹患重症是因为接受“基因提升”而产生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承担着巨大的健康上的风险，乔西和她的母亲依然选择接受“基因提升”，这与社会中弥漫的“肯定性暴力”密切相关：在未来社会，接受“基因提升”成为进入高等学府的必要条件，未接受“基因提升”的学生被排除在社会上升通道之外。当生物性质上的差别与阶级直接挂钩，便不难预料未来社会的父母们“面临的不仅是道德的困境，同时也是一场全方位的阶级斗争”[4]。

如果说石黑一雄对未来社会医学发展的担忧被遮蔽在温馨的人机友谊之下，那么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羚羊与殃鸡》则直接深入地刻画了生物医药产业在未来社会中的绝对支配地位，以及相应的人类生活状况。小说中，整个社会由一个个巨大的生物制药公司组成，人类的生命被制药公司管理、统筹、剥削。人类未成年时在公司所属学校上学，成年后受雇于公司并获取相应报酬，最终再将辛苦所得酬劳用于购买公司的天价药品以“永葆青春”。未来社会，资本对个体的剥削是双重而彻底的，不仅通过加班加点压榨雇员的“剩余价值”，还通过把欺骗性的天价药卖给雇员，从而将雇员所得不多的薪资强制回流。生物医药与资本的媾和成为人类难以抵御的生存威胁，而这样的威胁早已潜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德国最佳医药记者耶尔格·布勒希（Jörg Blech）曾在作品《发明疾病的人：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Die Krankheitserfinder: Wie Wir Zu Patienten Gemacht Warden，2013）一书中总结了五种“贩卖疾病的操作方式”[5]，第一条便是“把生命正常过程当作医疗问题”[5]。小说中，衰老作为人类生命的正常环节被问题化，资本利用且放大了人类对衰老的恐惧，将其变成未来社会的“消费陷阱”用以赚取高昂利润。“现代性死亡于人而言，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生老病死过程中的一个个必然而又偶然的环节，也不再是人生命历程中的自然性事件，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进行控制的社会性事件”。[6]

如何理解上文的“社会性事件”呢？我们可追溯到齐泽克对“事件”的原初定义：“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然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可以察觉的起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7]。在这个定义中，“事件”表现出一种本体论上的意外和对现有秩序的颠覆。然而，事件的概念亦可扩展到认识论层面：“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 [7]。从在物理层面上发生到人观念上的改变，这之间的进程既可遵循时间的线性原则，又可齐头并进，甚至可以在回溯的过程中被逆写，因为“事件性的结果以回溯的方式决定了自身的原因或理由” [7]。我们可将这个过程类比于某种社会潜意识的浮现，某种涌动的暗流突然光明正大地成为了改写历史的社会力量。去“看见”前所未见，去审视已经在发生但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暗流之脉，这便是回溯的目的。1924年，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中看似非常突兀地宣称：“让我们大家同意，把这些变化发生之一的时间，规定于一九一〇年左右吧”[8]。这样大胆的言辞自然会招致批判，但伍尔夫所做的不正是对现代文学写作方法的“回溯”吗？如果说现实主义讲究的是对客观发生事物的详尽描摹，那么现代主义则注重对人物内心现实（即人物心理）的刻画。伍尔夫发现了文学涓流的流向之变，其看似冒进的言论闪烁着这位敏感女作家的“看见”，并从此改变了文学写作的视域。当下，各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所面对的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人”的改变，更是生理意义上“人”的全面转型。许多未来学家用“奇点”（singularity）一词来描述这次科技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的全新改变，其中以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最为经典：“奇点是未来的一个时期：技术变革的节奏如此迅速，其所带来的影响如此深远，人类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虽然这个纪元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乌托邦的形态，但它将人类的信仰转变为生命能理解的意义；将事物模式本身转变为人类生命的循环，甚至包括死亡本身”[9]。人类的衰老成为“社会性事件”不仅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人类在生理上的操控，更重要的是它深刻改变了人类的衰老观和死亡观，使得死亡从自然的生理现象变为可干预的状态，走向死亡的人被降格为社会竞争的失败者。19世纪，简•爱可以底气十足地对富有的罗切斯特先生大喊：“我们通过死亡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未来的简•爱不仅会丧失这样的底气，就连“站在”罗切斯特先生面前都会困难无比，因为自然衰老的人类和通过技术“永生”的人类或许会成为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人类被割裂为两个物种。

三、“撤销”事件：被奴役的新人类

两个物种的人类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已现雏形。小说中，原始生长的地球人已经被拒斥为“野蛮人”，成为一种“景观”，供通过基因技术诞生的人参观。然而在被基因技术统筹的极权领导下，在“美丽新世界”（设定为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文明”中，人类在诞生之初亦被划分好了不同的阶级：他们被统一生产，每个阶级都具有不同的长相、不同的服装、不同的职业，由高到低被划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马（γ）”“德尔塔（δ）”和“厄普西隆（ε）”等五个阶级，只有位于阿尔法和贝塔阶级的基因胚胎才有望成为未来的管理人才。同《羚羊与殃鸡》不同的是，在《美丽新世界》中，尽管生物基因技术极为发达，但其却为国家极权所驾驭，形成了稳固的政治-经济结构。当基因技术让人类分化为不同的物种，国家所警惕的便是“底层”的反抗。资本主义可选择通过“基因技术”榨干人类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让人类的反叛性屈服于对“长生不老”的欲望之中。政治极权则通过种种生物技术手段驯服了人类的反叛性：小说中，条件反射、催眠、睡眠疗法、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等科学方法钳制了新型人类的思想，让他们甘愿成为上层人的奴仆。在所有对思想的驯化中，人类对“死亡”的观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死亡”是个无比沉重的话题，它不仅是社会矛盾的爆发源，更激起了无数哲人对死亡的思考，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死亡本身被“程序化”了。其所承载的“事件”性意义遭到了“撤销”（德语表达为：rückgängig machen）——即齐泽克在《事件》的结尾所重点论述的：“回溯性地撤销某件事，就好像它从未发生”[7]。撤销事件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小说中琳达的死亡。

在从野蛮世界返回到“文明新世界”后，琳达疯狂渴望苏摩的安慰：“半克苏摩就能享受半个假期，一克苏摩就能度过周末，两克苏摩就能神游东方极乐世界，三克苏摩就能来到永恒的漆黑的月球世界”[2]。苏摩是一种让人愉悦的精神药物，可类比于现实世界的鸦片，只不过效果更为出色，且无副作用，成为官方大力推行、人人普遍食用的愉悦剂和镇静剂。在琳达心目中，“回到文明就是回到了苏摩”[2]，她贪婪地吞食着苏摩，哪怕那会缩短她的寿命。当琳达的儿子约翰提出抗议时，萧医生则偷偷置换了死亡的概念：“‘但你要想想它赐予你的超越时间的无法衡量的持久性，每一次苏摩假期都是我们的祖先所说的永恒’” [2]。将人类耽食苏摩产生的精神幻觉拔高到时间维度的“永恒”，萧医生将感官的娱乐排位在生命之前，因为

这是美丽新世界的最高要义——“普世幸福”[2]。“在群众掌握政治权力时，重要的事情是幸福，而不是真理与美” [2]，前者是忘我的沉寂，后者是带有反叛色彩的生的革命。

基因技术既可以使人类成为欲望的奴隶，亦可以使人类忘却对“真理和美”的欲望，从而臣服于感官刺激之下。苏摩如此，小说中的感官电影亦是如此：一切有深度的思考，一切带有革命意义的“事件”都被禁止了，这也是野蛮人约翰在美丽新世界闷闷不乐的原因——他总觉得快乐的人们缺失了什么。那么，美丽新世界的人类到底缺失了何物呢？那便是对自我的确证。新世界的人们由于思想被全面禁锢无法认识到爱情、诗歌和宗教的价值。他们是被驯养的、牲畜般乖巧的人类。他们丧失了一切革命性。

在《美丽新世界》的结尾，主宰者质问约翰到底想要什么，约翰如此回答：“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恶。”[2]主宰者总结：“事实上，你要求的是不幸福的权利。”[2]在这里，赫胥黎揭示了真正的悖论：科学的进步难道不是为了带给人幸福吗？为何在《美丽新世界》中的约翰却一再强调“不幸福的权利”呢？这里的“不幸福”从个人层面可被阐释为人全面发展所必须经历的痛：这种发展不是定向的被社会支配的发展，而是自我探索、自我解放，是允许自我经历痛苦以成长，经历鞭挞以觉醒，是个体对个体生命的全面掌控和对自我潜在性的开放态度。在社会层面，“不幸福”向革命敞开：“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不甘心在一个看似秩序井然、条理规范的社会中如此轮回下去……”。[10]

四、结语

若想避免《克拉拉与太阳》《羚羊与殃鸡》《美丽新世界》中的困境，人类须确立人与科技的边界——医疗的发展是为了治愈人类，而不是让人类受制于肉身。这也正是“后人类主义”概念有待厘清之处：所谓“后人类”，不是抛弃人类的主体性立场，而是在人与新型科技的关系中坚定一种开放且克制的态度。正如周濂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的导读中所言：“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4]。但是，“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4]。“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写法或许会引发争议，笔者希望将其改为“人文价值”以消解误读：我们要坚持的是“人”的价值，具有自反性和解放性的包容的“人”，而非异化的“人”。

作者简介：

谢天言，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

参考文献

[1]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陈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3] 朱国华等.西方前沿文论阐释与批判（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4]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M].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 尤格·布雷西.发明疾病的人：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M].张志成译,新北：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

[6] 陈默.疾病的伦理认知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09.

[7]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M].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8]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92.

[9] 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 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

[10] 蓝江.面向未来的事件——当代思想家视野下的事件哲学转向[J].文艺理论研究，2020(2)：150-158：157.

来源: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