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地上演了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性科学实验”等多场全民参与的科学技术运动，但鲜有成功案例，得到推广的土法炼钢、土超声波等“突破”更成了历史笑话。在此背景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专业人士金祥林（1940-2022）等自主钻研，倒真在痢特灵生产技术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不但去除了有毒原料，提高了产品质量，还将痢特灵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这项技术革新还在全国很多药厂得以推广，所生产的产品远销海外。今天恰逢金祥林教授辞世一周年，谨以此文纪念金教授以及这段不容湮没的历史。

访问、整理 | 熊卫民、崔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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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

熊：您刚才谈到了全国各地的药厂都来重庆学痢特灵生产新路线的事，请详细介绍一下。

汤：我有时候跟金老师开玩笑说：“假如是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申请专利，然后我们俩就发财了。”当时真是毫无保留地给予，哪个厂来学都教人家。

熊：西南制药一厂也同意你们转让技术？

汤：那时候根本没有转让一说，而是我发明了就大家共享。别的厂学得都还比较顺利，江苏省盐城制药厂三次来人都没有学会。金老师就说：“我去盐城教你们。”那时候有些人真是无私，现在想都想象不到。他一个人去的盐城，回来跟我讲经过，有些事情特别逗。他说，盐城那个厂非常简陋，工人们技术也差，很多事情都不会做。比如大型离心机里面要衬个布口袋，那个离心机口袋他们就不会做。金老师会踩缝纫机，不但教他们造痢特灵的技术，连离心机口袋都帮他们做。当时又不能给他发钱，人家实在过意不去，就给了他两条烟。可金老师又不会抽烟。一有人来看他，他就发烟给人家，自己也点一支，拿在手上烧掉。最后人家过意不去，又送了他一条腌猪腿。

熊：火腿？

汤：不是火腿。火腿就高级了，只是普通的咸猪腿。回来时他要到上海去坐船，当时我妈在上海，他就把腌猪腿给我妈，自己空手回来了。盐城制药厂后来也生产起痢特灵来了。那里的人几乎都知道金老师，说是四川重庆来了一个技术员啥都会干。他们对金老师非常地感谢。金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特别的无私，争着干活，却没想要什么报酬，从中获取什么利益。我现在是天天想念他。

熊：盐城方面不给他钱，那他往返的差旅费用由哪里出？

汤：这个我倒忘了。肯定不会是他自己出的，有可能是我们厂出的。

熊：至少应该由盐城制药厂那边出吧？您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是如何进行技术转移的，可以从这个具体案例看出一斑来。

汤：厂里也无私，无私到根本没想这个新工艺是我们厂研发的，别的厂来学就无偿地教给他们。后来，很多厂在出口痢特灵时还打西南制药厂的牌子，别的厂生产的国外不认。

熊：也就是说，西南制药厂不但被模仿，还被冒名？

汤：文化革命的时候是比较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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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斗争

熊：说起乱，重庆当年的武斗是很出名的。

汤：1968年8月我们到重庆的时候，重庆的武斗快结束了，但还没有完全结束。总支书记唐公允告诫我们：“下午4点以后不要出门！”因为4点以后江对面不时有炮打过来。我们厂在嘉陵江南边，坡上面的重庆大学是“815”的大本营，而江北大部是兵工厂，大部分属于“反到底”的。不时会有四管高射炮轰过来。为什么重庆大学没有被炸掉？原来兵工厂有个规矩，做炮筒的车间跟做火药引线的车间是分开的。结果车间的工人在运动中也分属两派，“反到底”的要开炮，“815”的不给他们引线，于是，开过来的炮是空炮，在墙上轰出一个个的洞但炸不开。要不然，重庆大学会被炸得稀巴烂。

那个时候，重庆的电车门被卸掉了，玻璃窗也被砸掉了，只剩一个空壳子。两派武斗把公交车都给打成这个模样了！乘客上车要从窗户中爬进去。

熊：既然没门了，那不正好可以从门洞里直接上去吗？

汤：公交车挤得不得了，在门那里我根本就挤不进去，只能考虑爬窗。窗户我也爬不上去，金祥林就在后面给我推进去。那时的公交车就是这么上的。

熊：那你们厂里有没有两派斗争呢？

汤：有啊，厂里也分两派，相互之间斗得很厉害。先是工人斗厂长、书记、工程师等，然后工人分成两派斗。两派的头头我到现在还记得。

熊：您前面提到的唐公允不是总支书记吗，他没被斗？

汤：他也挨过斗，但那时候算是“解放”了。

熊：他为什么一度不肯接收你们呢？

汤：他的理由是没地方住。但是后来又陆续分来了60多个大学生，也都住了下来。他们大多没有结婚，就住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原本是两人一间或四人一间，后来就变成了六人一间或八人一间。

熊：你们技术研发工作好像并没有受两派斗争的影响。

汤：关键是我们哪一派都没参加。

熊：有的时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没有人批判你们，阻止你们搞技术研发呢？

汤：没有。一般群众都是支持我们的，我们俩那么努力干活，人家真心觉得不容易。只有一次，厂里的军代表走到图书室，见我在读英文期刊，就说：“现在还用洋拐棍啊！”他把读英文书刊说成是用洋拐棍，还说要把那些书刊处理掉。我说：“你有这个勇气吗？你知道这有多宝贵？”我有同学分在了重庆东方红试剂厂。他听说我们厂要处理英文书刊就跑来要买。军代表见有人来买也就不处理了。我们不断向领导反映情况：“做技术革新，不管怎么说，外国的资料还是要借鉴的。”这大概也起了一点作用。

8

调离重庆

熊：金老师一直在做痢特灵方面的研究？

汤：有一段时间上面还让他去搞过麻醉乙醚。当时，麻醉乙醚出了质量问题。这可是大事，要没有合格的麻醉乙醚就没法动手术了。金老师去搞了半年左右，解决了麻醉乙醚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他后来跟我说：“我吸入了太多乙醚，将来要是做手术，麻醉乙醚对我没用了。”

熊：他身体受损，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汤：痢特灵工作已令他的身体受到很多伤害。他后来身体差到什么地步？你知道，重庆是“火炉”，每年夏天都特别热，有一两个月气温接近40度。金老师每年夏天都中暑，一中暑就趴在地板上，一点汗也不出，发40度的高烧。厂里有个制冰室，我就拿来冰袋，放到他身上很多地方，还用酒精擦身，用这些方式来降温。他的牙齿也不行，老松动，前后掉了十几颗牙。后来给他装了假牙，他也不爱用，所以他吃饭比较困难。他后来得的帕金森病，据专家分析，其原因和长期接触大量的有毒的化学药品有关。

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梁栋材先生被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从湛江调回北京。我们受到鼓舞，就给北大化学系唐有祺先生、邢其毅先生写信，希望调回北大。唐先生、邢先生也乐意让我们回来，还征得了北大有关领导的同意。结果工厂却不愿意放我们走。我们只好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很简单，就是“国务院 方毅副总理收”。方副总理很快就对此信作了批复，让四川省委尽快对此作处理。我们很幸运，在四川省科学大会[2]上被四川省的领导当成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典型。于是，我们夫妇俩终于在1978年年底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大学。当时有人觉得很奇怪，问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的关系就是两毛钱的邮票（挂号信）。

熊：昨天谈得非常好，但时间不够了，还有好多问题没来得及向您询问。请详细介绍一下四川省科学大会及它对你们的影响。

汤：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不久，各省市都分别召开该省市的科学大会。据我了解，四川省科学大会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的成果进行表彰。西南制药一厂的“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在这次会议上获得四川省发明二等奖。还有许多其他项目得奖，具体名单我不清楚。二是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专业不对口的知识分子的岗位，让他们发挥更好的作用。北大出于科研需要，要把我们俩调回北大，制药厂不放。我们给方毅副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后，方副总理批示四川省委尽快对此作处理。

有一天，厂里突然召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点名让金老师参加。原来省里派了两个人到我们厂里来做调查。他们在座谈会后把金老师留了下来，问：“你们是不是给方毅副总理写过信？”金老师说：“是啊。”他们又问：“你们是学什么的？”金老师回答后，他们又让金老师把我们学过的书拿去看看。金老师就赶回家拿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厂里，宿舍就在旁边。他告诉我：“省里派人来调查，问我们是否给方毅写过信、我们学过什么东西。”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会知道我们给方副总理写了信？我们生怕得罪厂里那些领导，谁也没说，省里怎么知道了？

调查发现情况完全属实后，四川省科学大会上把我们的信作为典型材料发给参会代表。四川省委副书记冀朝铸写了八个字的批示：“人才难得，应予调整。”他还指示重庆市委和化工局的领导要限时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些消息都被我们厂给封锁了，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们的同学金烈告诉我的。他是北大化学系比我低一届的研究生，我们一起分到重庆，后来他被调到化工局当干部，时任技术科副科长，他参加了四川省科学大会。他后来还当过重庆副市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委员。

四川省科学大会结束后，我们厂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跟北京联系，就给我们下调令了，要把我们调到北京大学去。我们马上给北大写信。唐有祺先生急了：“北京还不知道你们那边要放人，户口还都没给你们落实呢！你们暂时在家先不要来。”我们说：“已经准备离开了。”他说：“假如现在就要离开，那你们先到上海你们父母家去待一段时间，我们把户口解决了再联系你们。”唐有祺先生去世后，我在缅怀他的文章中专门写了唐先生和北大党委书记周林一起到北京市委帮我们办户口的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北京市委给金老师、我以及我们的女儿特批了三个进京户口。

图 5 1975年一家三口在重庆西南制药一厂（汤卡罗提供）

临走时又出了个岔子。我记得离开重庆要盖八个章，各个部门都要去盖章。盖完最后一个章，火车票都已买好，金老师到火车站去托运行李了，重庆市人事局管科研系统的丁处长突然来电话找我们。到人事局后，我把情况概要汇报了一下。丁处长说：“省委副书记说应予调整，没说应回北大吧。你们对四川省也有用，四川省不能放。”他让金老师去四川大学化学系，叫我去四川医学院，说这样就是调整了，属省内调整，也符合省委的精神。我坚决不同意。丁处长这人约莫五十岁，待人相当好，他见我态度坚决，又说：“省领导说的是应予调整，并没有说要在省内调整。我再打电话到省委去问问吧。”结果电话打过去，发现冀副书记正在接待外宾，没空接电话。后来，丁处长还请我到他们食堂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继续等回话。一直等到天快黑了，我说：“我回去要走山路的，天黑了我一个人不敢走。”丁处长这个人挺好，他说：“你们快走！你们不是已经买好火车票了吗？你们快快走，我装作不知道。上面来找我时，我就说人都已经走掉了，我没能留住他们。到了上海以后，你们写封信来，说那两个单位还是不对口，你们不愿意去。我也没办法来抓你们，对吧？”他还说：“这样一来我也有个交代。我这是给国家输送人才。我不会犯错误，因为我跟你们无亲无故、素不相识，也没拿过你们什么好处，还请你吃了顿饭。”他这个人还挺逗的。这实际是他承担责任，把我们放走了。我临走时，他还嘱咐我：“到北京好好干，为国家作出贡献。”我到现在还挺感激他的。我们的火车票是12月2日的。到上海后，我们按丁处长的话给他写了封信，他没回我们，没说他遇到什么麻烦。我们就这样幸运地离开了重庆。

我有时候想，我在北大少待十年，但我在重庆待的这十年比待在北大更有价值。那十年留在北大的人也没能做出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先是被弄到江西鲤鱼洲去，后来又招工农兵学员闹教育革命，都没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在重庆待了十年，虽然很辛苦，但做了不少事，还是蛮有意义的。发“在院50年纪念”奖那天，我写了点感想，发在了微信朋友圈。有位叫傅洁民的原学徒点评道：“重庆十年值得纪念，您和金老师为西南制药一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我很感动，觉得在重庆的那十年确实蛮值得回忆的，还真做了一点事。能被人家记得，就不算白活。

熊：你们在重庆也培养了不少人才？请谈谈这方面的事。

汤：继我和金老师之后，厂里又分来了60多位大学生和四五十个知青。这批大学生是1964年、1965年入学的，进校就参加“四清”和文化革命等运动，其实没上过几天正经的大学。知青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只上过初中一年级。而缺乏基础知识，不管是搞生产还是做研究，都会严重受限。

我那个时候是研究室止血药组组长，手下有十来个人。厂里有时候没有生产任务。我想，不让搞生产，那我们就念书吧。我就给手下的学徒知青傅洁民讲课。他的那些知青朋友知道后也跟着来听。那时候每个实验室都有一大摞中专生用的化学书。我说这就是现成的教材。你们拿去自己念，我一个礼拜给你们上一次课，上课时围绕某个问题大家轮流讲，讲完后我再总结。我还给他们留作业，做完后我批改。效果蛮好的。

熊：让学生读书、做报告，您这是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啊。

汤：是的。他们算是我的学生，我还教他们英语，教他们怎么做药理实验等。后来，那些大学生也想请我讲课。我教他们有机化学，每个礼拜六下午讲4个小时，邢其毅先生那本《有机化学》从头讲到底，讲了一整年。刚开始人不多，后来全厂的大学生都来上课。晚上我经常在家给他们批改作业，一厚摞一厚摞地批改，没收一分钱。还有考试。那时候还在文化革命当中，张铁生反对考试还被树为英雄。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学张铁生，那就别来上我的课。要上我的课就必须参加考试。”为什么要考试呢？不考试就学不会，有了考试，学生才会知道哪些地方没掌握，才会好好去念，好好去记。我还教他们怎么查化学文献。我把讲稿写好，马上就有人刻蜡纸。现在这个讲义还在。我后来到北大开化学文献课，老底子就是在重庆积累下来的。

我自己也要充电，我把精力投到了外语学习上。我以前就学过俄语、英语。读研究生时，邢先生让我学德语，因为我们做胰岛素合成需要读德语文献。到工厂后我开始自学日语，因为很多制药文献是日文的。我从五十音图开始学起，完全自学。后来我还准备自学法语，书都买了，结果还没来得及学就调走了。组里没事时我就去厂图书室。图书室管理员有时让我帮着看图书室、锁门，厂里要买什么图书，订什么期刊，也都让我来挑选。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我教过的那些大学生有很多考上了研究生。知青学徒傅洁民于1985年越过大学阶段直接考上包头医学院药理学的研究生。得知他考上研究生时，我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高兴得一夜没有睡着。1988年傅洁民毕业后，被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请回来，从药理室主任做起，一直做到院长。后来又被上海复星集团挖过去做副总经理。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熊：被分到条件那么差的工厂后，你们自强不息，不但自己很努力，还带动厂里的人也跟着努力，真是了不起！

汤：后来我的这些学生也大部分都出来了。前些年，我们建了一个叫 “山城之友”的微信群。好多人在那里回忆当初。一聚会他们就要跟我视频通话。他们说：“我们一坐下就想起汤老师来了，您一定要参与进来。”我说：“好！大家一起聊聊。”我对重庆还是挺有感情的。

9

荣誉分配

熊：您前面提到了“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获得四川省技术发明二等奖的事。金老师是获奖人吗？

汤：不是。我们在重庆时没听说得奖的事，到北大后才听说得了这么一个奖。没通知我们写材料，是厂里一个姓赵的同事给我们写信告知了此事。大致情况是：奖励证书上没写任何人的名字。发明人一栏写的是西南制药一厂。厂里大概拿到2000块钱奖金。那时候2000块钱很不得了了！全厂发，连传达室看门的都有，大概每人发了几块钱。厂里不通知我们，一分钱奖金都没发给我们，更别提获奖证书了。那位同事还在信中替我们打抱不平：“太不像话了！人一走，茶就凉。在厂里时把你们当宝贝不肯放，报奖时提都不提你们！”

他还叫我们去申诉，要求补发奖金等。金老师不干。他说：“你看人家会写信告诉我。这说明我做的工作人家是认可的。我只要对国家有利，做了贡献就够了。”

熊：那封信还找得到吗？

汤：我们搬了好多次家，搬来搬去，找不着了。

熊：但那是口碑，是证据啊，丢了很可惜。四川省开科学大会时，你们厂派了一些人去，但没派您和金老师？

汤：厂里没派人去。厂里干部没资格参加这个会。全省那么多单位，不是哪个机构都有资格去参加。

熊：但是你们厂得了奖哦。

汤：得了奖，当时不知道，是后来传达下来的。

熊：是不是“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得的并非是四川省科学大会奖？要是得了该奖，会迅速传播开来，你们在重庆时就会听说，不至于还要等那么久才知道。全国科学大会奖没分等级，省科学大会奖也不大可能分等级。1979年国家才有技术发明奖，然后才有省部级的技术发明奖。

汤：你是研究中国现代科技史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些拿不准了。总而言之吧，金老师搞了那么多年的痢特灵技术革新，把身体都搞垮了，得到的奖励就是每年给发一张“先进工作者”奖状，成本也就八分钱而已。对了，1969年还给他戴过一次大红花，到沙坪坝街上去转了一圈。

10

不求名、不求利

汤：金老师这个人一直都是踏踏实实做事，不为名不为利，调到北大后也是这样。譬如，他在X射线衍射仪组工作，刚开始是十个人，三四个人一班，三班倒；到后来，人越来越少，有的人调到别的组去了，还有两个人去世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管这台仪器。组里有对外服务，人家拿样品来测试，北大要收测试费。测一个晶体结构1000块，一部分上交学校，一部分交系里和教研室，剩下的组里提成，十个人时分成十份，后来就金老师一个人做了，还是在组里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宽以待人，从不跟人计较。

我们俩回到北大，一直在物理化学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是金属有机化合物和原子簇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的研究。我们俩在同一个课题组，我负责合成和晶体培养，他搞结构。一起带学生毕业论文、带研究生。出了结果主要由我执笔写论文。所以成果出得很快。有一次，国家重点实验室成果评估会，我们俩分头报告了两项研究成果。有一位专家提问：“你们的成果很好，有什么经验吗？”金老师回答：“这是由于我们俩姓得好，我姓金，她姓汤，固若金汤嘛，所以配合得好！”平时不善言笑的他，语出惊人，引起哄堂大笑。

他也支持我的社会工作。系里推选我当校工会兼职副主席，我不愿意干。他说事情总要有人干的，要做出一点牺牲的，“你去做，家里的事我多做一点”。他也支持我去当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并任命自己为“副班主任”，和我一起参加学生活动，学生们也都很喜欢他。他还支持我的业余爱好，支持我参加北京市钢琴爱好者联谊会，陪我参加活动，还提出要我买一架进口新钢琴置换星海牌旧钢琴......

出国、提职称，他都让我先。1980年，北大宣布，50岁以下的教师50%轮流出国进修。教研室第一次公布名单是金祥林，到第二次正式公布名单变成我了。我觉得好奇怪，就去问支部书记怎么回事。“你们家里没商量过？”我说：“商量什么？”“金祥林说了，‘我不去，让汤卡罗去。研究生当中她的英语学得最好，其他研究生女生都走了，就她一个人没走，她会难过的。我无所谓，去不去都没关系。’”是他主动让我先走。当然，我到了美国也给他找了一个博士后研究职位，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多。后来提副教授、教授，我都在他前头。我提教授时，北大有1000个左右教授，女的只有一百来个。化学系女教员占1/3，而女教授只占1/10，由此可见女老师当正教授有多难。他说：“你有这么多成果，只要我不跟你争，你肯定上去了。”他每次都让我，所以我当副教授、教授都比他早一年。

为什么我一直说金祥林的好？他做过很多具体的好事让人难忘。前些日子有人问我：“为什么金老师走后您好像没有特别悲伤，精神还挺好？”我说：“假设我很悲伤，消沉下去了，金老师肯定会不高兴的。我还得好好干，好好活，活一天就高兴一天。要是我一天到晚哭兮兮的，他肯定会不高兴。”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位终身伴侣，真是我的福气。

图6. 2017年金婚纪念（摄于北大燕北园，汤卡罗提供）

附录:金祥林教授简历

金祥林教授（1940年6月25日-2022年12月31日），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唐有祺教授的研究生，攻读晶体结构化学。1966年研究生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制药一厂，任技术员。尽管专业不对口，他还是潜心搞技术革新，对痢特灵的生产工艺进行全面改革，去除了有毒的生产原料，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产品价格。此项成果获得了四川省发明二等奖。

1978年底，他调回北京大学，在化学系物理化学研究所从事晶体结构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北京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晶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结构化学杂志》编委等。1985－1986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Albany分校作访问学者。2003年8月退休。

金祥林教授用X射线单晶衍射方法测定了几百个各类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参加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0余篇论文。主要参加完成的科研成果：“铜、银簇合物的合成与晶体结构的研究”获1988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难结构分析测试技术”获1994年中国测试协会一等奖；“四圆单晶X射线衍射在簇合物和富勒烯金属配合物的结构研究中的应用”获2000年中国测试协会一等奖；“银、铜等金属簇合物及富勒烯金属配合物的合成与结构研究”获2003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金祥林教授退休以后，虽然身患帕金森病，还克服困难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并获得了2019年首届北京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学术贡献二等奖。

注释

[1] 西南制药一厂.痢特灵生产方法的革新[J].医药工业.1971(8):18-19.

[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四川大事记》记载，1978年7月20-30日，四川省科学大会在成都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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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返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