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奋斗热情，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科普部制作推出“电力之光”科学家精神系列有声微信，积极提升传播效能，通过回顾老一辈电力科学家生平事迹，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坚持守正创新，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徐士高，字步衢，山东黄县人，1990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徐士高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电力工程专家和学者，电力部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前身）总工程师、副院长，国家一级工程师，中科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能源研究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届顾问，原国家能源委员会顾问团副主任，国际大电网委员会（CIGRE）理事，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徐士高还是《中国电机工程学报》创始人，第一届编辑委员会副主编。

矢志电力，书写人生奋斗历程

徐士高先生于1908年5月16日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7年夏，徐先生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由于其有志于电力事业，因而决定进入北平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学校介绍到正在计划安装新发电机组的山东济南电灯公司实习，后成为正式公务员。1935年新机组投运后，公司经理一职竞争十分激烈，徐先生全凭真才实学，被山东省省长亲自任命为公司经理。为了进一步深造，1937年2月徐先生取道苏联，抵达德国柏林，考入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即现在的柏林工业大学）。1939年毕业，获得特许工程师学位，接着又在该校高压研究院攻读，并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介质损失对评价变压器油性能的影响》。随后在该校当了两年助教，于1945年回国。

1937 年徐士高（右）与毛鹤年在国外

回国后，徐先生在辽宁省抚顺电厂、东北电力局工程处、济南电力公司等单位任处长、总工程师等职。济南解放后，他还兼任济南工业学校教务长。1949年2月随解放军南下，同年5月抵达上海。在上海期间，他任上海市公用局第一处处长、电力处副处长，上海市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6年6月，为了加强电力工业科研工作，徐先生被调到北京，任电力部技术改进局（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前身）总工程师，技改局发展为电科院后仍任总工程师，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该院被解散。1971年至1981年3月，徐先生致力于科技情报工作。电科院恢复后，徐先生担任电科院副院长，后又被水电部任命为部总工程师、技术咨询。

1980年6月，徐先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专业精湛，被誉为“中国头号油博士”

徐士高先生在高电压技术方面，尤其在变压器油的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对变压器油的性能、试验方法和油务管理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建树。

徐先生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通过大量的试验发现，如果对变压器油的介质损失进行经常性监测，就能及时发现变压器中材质的老化问题和故障隐患；利用变压器油的介质损失判断油质劣化程度要比用传统的油耐压试验灵敏百倍。这一研究成果对变压器油的有效监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徐先生回国后将其在德国时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讲解，为推动我国电力设备进行绝缘介质损失试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上海工作期间，他主持烧油电厂锅炉改烧煤的工作，缓和了当时油紧张的局面；组织和推广链条炉排锅炉的改装工作，降低了煤耗。针对当时发供电设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如《链条炉排锅炉的燃烧和改装》《先令电桥和介质损失与电气设备的检验》《变压器油》等，利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讲台作专题报告，并将报告内容整理成文《变压器油的运行和维护》，印成小册子发行。这一切，对当时的电力生产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徐先生调到北京任技改局总工程师后仍继续研究变压器油。1957年在无锡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变压器会议上，徐先生强调了做好油务工作的重要性。他还对油务工作的付出、效果和造成的损失给出了一个形象的关系为1∶10∶100，即：付出1份力，可得到10倍的安全运行的效果；反之，则要花100倍的代价去收拾。这一生动形象的关系，令与会者至今仍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1961年，在全国电力系统的电机研究班上，徐先生就变压器油的混合问题作了专题报告。随后又将报告整理成文《关于变压器油的混合问题》公开发表。对推动电力部门的绝缘监督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徐先生倡导并组织全国绝缘油测试方法的研究和统一。他亲自向水电部有关部门要求调拨铜材，并联系工厂加工制造IEC推荐的绝缘油电气性能测试杯，分发给全国各电业单位使用。

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1条500千伏从锦州到辽阳的线路投运前，发现锦州董家变电站的变压器油介损值异常，并出现不稳定现象。这惊动了机械、电力和石油三大部委，因此拟向日本进口变压器油。徐先生对此非常关心，指示电科院有关科室加紧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进口的几种日本油的很多性能指标还不如国产油。因此建议使用经过吸附剂处理的国产油，并在运行中加强监视。徐先生很支持这一观点。最后经多方面研究决定，变压器不换油投运。投运后经现场取样测试，变压器油介损值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这样，不仅节约了大量外汇，而且避开了技术上的复杂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某国突然中断向我国出售低冷冻点的绝缘油。为此，徐先生鼓励参加研制国产油的科技人员要为国争气。当油样研制出来后，他马上亲自选择南北各1个试运行点进行试运行。试运行通过后，国产油大量投入生产，解决了变压器的用油问题，渡过了难关。

20世纪80年代，徐先生组织翻译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业联合会编写的《油务手册》第一、第二分册的润滑油和绝缘油部分，为提高我国油务工作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徐先生对变压器油的研究造诣很深，为我国变压器油的试验研究和油务管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头号油博士”。

重视供用电，倡导配电采用20千伏

徐先生在上海工作近7年，为上海的电力安全、合理供应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是洋人的乐园，租界林立，全市的电力供应由几家私营电力公司把持，电压和电价都不统一，管理混乱。为此，徐先生提出了按成本计算的公式，以各公司的发电煤耗为依据，控制各公司的电价浮动和燃料供应。这一措施的实施，加上对电压等级的整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全上海市实行统一电压、统一电价和统一调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我国电力短缺十分严重，徐先生深入研究了国外的供电系统，编写了国外几个大城市（如柏林、巴黎、汉堡等）供电网改造情况的技术报告《国外城市供电电网改造的原则和措施》，并对国内大城市进行城网改造提出了建议。20世纪70年代，徐先生随团访问欧洲期间，看到法国等国都采用20千伏配电电压等级后很有启发，认为这是一种较为经济有效的供电方式。回国后他便倡导中压电压升压为20千伏，并经常关注国外供用电发展动态。直到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叮嘱去看望他的同志要重视配电电压的升压改造工作。

徐士高（中）在世界动力会议上

潜心研究，为能源电力建言献策

在我国能源和电力工业的建设中，凝结着徐先生不少心血，成果斐然，可圈可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先生被下放到干校。1971年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电力情报室。从此，他从事科技情报工作长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徐先生针对我国能源工业，特别是电力工业出现严重的短缺现象，着手研究我国能源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各项活动，研究和探讨我国的能源政策。为此，他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去图书馆时他总是背一个书包，带上两个馒头，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一天。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他为我国能源和电力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意见及建议。他撰写了《能源系统中几个问题的简介》一书，以及多篇报告和文章，其中主要有《国外电力工业的增长速度和建设投资》《国外发电能源构成》《国外能源利用和电力工业》和《为什么日本单位国民总值的能耗消费比较低》等。

徐先生在深入研究国外的能源和电力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如同机器的启动，必须额外投入相应的能量，才能加速启动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他在我国首次提出了能源弹性系数和电力弹性系数的概念，即能源与整个国民经济二者年平均增长速度之间的比率和电力与整个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之间的比率，并认为两个系数都必须大于1。他还认为，唯有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才能提高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加快“四化”建设，才能具备条件使能源弹性系数逐渐减小并趋向小于1。

在一段时期内，由于电力建设安排不当，我国电力建设投资长期不足，造成电力工业同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徐先生认为，必须在总的经济调整中将电力列为首位，下大决心，尽快扭转，强调了电力的“先行官”作用。

徐先生还认为，暂时采用发行债券之类的方式和做法是必要及可行的，但从长远观点看，电力建设资金应该来源于电力用户，用电费收入建设电力工业，实现“以电养电”的自我发展模式。他主张尽快制订科学合理的能源和电价政策及相应制度，用经济杠杆推动能源工业的开源和节流。

工农业总产值到2000年要求翻两番，而能源只能翻一番。在此情况下，徐先生提出了能源的进口问题，弥补能源上的缺口，以保证国民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

徐先生不仅搜集国外能源电力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而且积极参与能源研究会的活动，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观点，尤其是一些新颖的涉及我国能源大政方针的观点，因此徐先生的《经济发展中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一文，被收入1985年国家科委第4号蓝皮书《中国技术政策》的能源部分。

徐先生到晚年，还组织撰写了《能源政策纲要研究报告》，供有关部门参考。

由于徐先生对我国能源政策研究的突出贡献，1978年被评为电力部科技先进工作者，1988年受到国家科委、计委和经委的联合表彰。

言传身教，满怀热忱育后生

在徐士高先生担任技改局和电科院总工程师期间，学术民主开放，讨论氛围浓厚。在学术上，若有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见，徐先生总会组织大家讨论。比如，有人写文章认为麦克斯韦创立麦克斯韦方程的过程中所引用的条件有问题，欲推翻麦克斯韦方程。徐先生读后就委托专家组织学术讨论。又如，有人对潜供电弧计算中的条件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时，徐先生又请专家组织跨所跨专业的讨论，甚至对一些好的学术文章，他也会邀请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一起讨论，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徐先生还利用其担任北京电机工程学会高压学组组长的身份，将学术民主之风带到北京市，在市里组织讨论。当时电科院各科室专题组的重要课题的立项论证，都进行公开讨论，并允许辩论，本科室的人员还可跨组参加讨论，各种意见都会受到尊重。所以有的同志离开电科院几十年，供职于几个单位，至今对当年电科院那种和谐、民主、平等的工作环境仍十分怀念。

徐先生在科研上一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表里如一。他最反对夸夸其谈，人云亦云。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就一定会坚持，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违心地随声附和。例如，20世纪70年代，曾有一种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国民经济照样能发展的论调，甚至在领导机关内也有人支持此种观点，而徐先生始终如一，坚持电力弹性系数必须大于1的科学论点，多次在不同场合坦率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时电力系统中自由带电作业喧嚣一时，电科院有几位年轻人为此对各种电压等级都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自由带电作业很不安全，危险性很大，放电概率高达10％！于是一份报告送到了水电部。徐先生得知后不顾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自己的处境，在会议上义无反顾地明确表示支持年轻人的观点。

1956 年徐士高（前排右6）访苏参观带电作业合影

徐先生不认关系，不看背景，不讲情面，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在职称评定和研究生答辩及毕业论文评定中，只要水平不够，徐先生决不迁就。在电科院的职称评定中，每年总有几个人因水平不够而通不过。有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水平较差，虽有背景，上面又来“做工作”，其导师与徐先生的关系也不错，但徐先生仍顶住压力，坚持原则，不让通过。徐先生很重视研究生工作，他常对其助手说：“我们不能误人子弟啊！”

徐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多年来一直重视资料和数据的积累。对年轻人言传身教，要求也很严格。统计全国各地雷电频率和雷电流大小，作为防雷依据；在云南海拔3200米高山上建电晕试验站，积累输电线路在高海拔地区电晕放电的基本数据，以供高压输电线路设计参考。徐先生对此都是认认真真地记录和积累。他常说，如果一台变压器的油试验数据不断记录多年，那么就会从中找出很重要的规律，这本身就是个重要成果。

徐先生很重视实验手段，想方设法搞到外汇购置先进的实验设备，然而他更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

20世纪50年代，他手把手地培养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从事变压器油和其他高压测试技术的试验研究工作。从德国引进的16线高压示波器和高速摄影机等仪器设备，由翻译说明书到各个部件的验收，他都一步一步领着干，年轻人翻译的说明书，他都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还将中德文清单贴在箱盖上，便于人们查找。“文化大革命”初，徐先生已受到冲击时仍专心致志地校对年轻人翻译的说明书。年轻人写的技术报告、实验报告、调研报告和研究生论文等，他总是认认真真地阅读，逐字逐句地修改，并提出中肯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简体字不规范也都一一指出。还教年轻人如何写好报告，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等。在技术上，徐先生从不对年轻人保密；对于技术资料，他也从不据为己有，一看到国外新的技术资料和技术动态，他会马上介绍给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也常带年轻人参加学术会议，并将其介绍给有关专家，以便今后联系。

1958 年6 月，徐士高（左3）在三峡三斗坪坝址

徐先生常去实验室指导技术人员做实验，也常与年轻人聊天，问问老家在哪里、哪个学校毕业的等。他还帮助配偶在外地的同志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人病了，他会与食堂联系，做可口的饭菜直接送到宿舍病人手中。

有的人离开电科院几年后，徐先生见了还亲切地询问他在基层工作的感受，勉励其在搞具体工作的同时不要忘了提高理论水平，要系统地学习有关规程，并强调不要光看现行规程，还要看老规程。还给他邮寄翻译出版的《油务手册》等。

徐先生还甘为人梯，帮助和推荐年轻人走上国际舞台。比如，徐先生生病住院期间得知有年轻人要去巴西参加IEC国际会议的信息后，正发着高烧的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径直返回电科院，找出外国专家的名片，列了一串专家名单和联系地址，及时交到这位年轻人的手中。又如，徐先生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他就推荐比他年轻的人去接替他担任国际大电网委员会（CIGRE）理事会理事职务，并主动帮助准备材料。

生活俭朴，关爱家庭是楷模

徐士高先生是德国博士，国家一级工程师，又是中科院学部委员，收入较高，但他生活非常俭朴，常年粗茶淡饭，不嗜烟酒，家中陈设也非常简朴。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出现空前的困难状况，粮食十分紧张，常常有人因此吃不饱。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本可买一些不用粮票的食品和副食品，但他从不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他和电科院职工一道到农民收割完的菜地里挖菜根回来煮着充饥。徐先生还常去菜摊买几分钱一堆的处理菜。有人问他：“您的工资也不低，你们也吃不多，为什么还要那么艰苦呢？”他说：“我不需要那么多工资，我只要求组织给我100元钱就足够了，我和老伴花不了100元，多的钱可以支援一下老家的亲戚，帮助他们克服一点困难……”徐先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品德使周围人感动不已。

徐先生对老伴的深厚感情也堪称楷模。徐先生的妻子是由父母包办结婚的小脚女人，家庭主妇，可他俩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生相处十分融洽。徐先生出差在外，每到周六晚上，他总会给家中打电话，互报平安。那时的电话费相当昂贵，可他在所不惜。老伴对煤气较敏感，所以他一直不用方便干净的煤气而烧蜂窝煤。老伴骨折瘫痪卧床长达6年之久，徐先生精心照料，从无怨言。别人问他累不累，他说：只要我不把她当成负担，就不觉得累了。其老伴仙逝后，别人以为他可以轻松一些了，可他流着眼泪说：“与老伴相处几十年了，她走了，我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徐先生对妻子的感情如此深沉、执着、和谐，令人十分感佩。

结束语

徐先生的一生是孜孜以求，为国效力的一生。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大公无私，襟怀坦荡，为人耿直，实事求是，表里如一，不随波逐流，不讲情面，不看人脸色行事的严谨态度和铮铮风骨；对年轻人满怀热忱，和蔼可亲，谦虚谨慎，体贴关爱的高贵品质；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从不搞特殊化，对家庭、对生活、对同志充满爱的高尚情操和品德，在业内人士中有口皆碑，人人夸赞和敬佩。

（选自《百年电力 星光璀璨——中国电力科学家故事选编》，有删减。）

策划： 闫文丽

编辑：伍晶晶

来源: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