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收藏的《乾隆御题琴谱册》（下）

吕埴 文化学者

乾隆宫廷琴事之见证

如前文所述，从《乾隆御题琴谱册》的释文内容上可以看到，这10张琴属于“头等”三号至十二号，每件琴匣上均刻琴名及“大清乾隆辛酉年装”并“永宝用之”印，这都与现存的“头等第二十三号”之“音朗号钟”琴匣形式完全吻合。再综合册页绘制的制度和精细程度，结合《活计档》中的记载，可以认为这套册页应该就是乾隆十年（1745年）所绘制的头等琴24张之册页的残余部分。

[清]“音朗号钟”铜琴随形琴匣 故宫博物院藏

通过对册页中文字的研读，我们又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在每张琴释文最后，均载“又素笺一幅（藏匣中），楷书御题仝前，背记云……，拟头等……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也就是说，在每一件琴匣中曾放置有一张素笺，正面楷书琴匣内篆刻的御题文字，背面所书文字则并不见于琴匣。

兹将背记录文如下：

“九霄鸣佩：风韵清远，玲珑其声。断纹如波上梅英，更饶雀致。拟头等三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金声玉振：一唱三叹，听者移情，应是朱弦疏跃之遗。漆光油然而幽，良堪抚玩。拟头等四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大雅：英声发越，卓尔不群。非夫旷代名材，无以宣兹雅韵。拟头等五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龙啸天风：声清越以长，见列子御风，冷然善也之趣。断纹隐隐如牛毛，尤中良材古制。拟头等六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万壑传松：秋风入松，众山皆响，大忽雷不是过也。拟头等七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太古心：声韵涵古。助雅弄之淳妙，其德最优。拟头等八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大圣遗音：长江大河，虚徐演漾，包涵万象，留三代之元音。可谓超众上而独妙。拟头等九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丹山瑞哕：铿锵和畅，协节卷阿，诚足宣太平之雅奏。拟头等十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天风海涛：激清响于幽沉，有伯牙海上之意。拟头等十一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天地同气：清澈以和，沦入至道，以元气为根，允推神品。拟头等十二号。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

从“头等三号”到“头等六号”这四张记语，前述琴音特色，后述琴的断纹、材质、漆色特点；“头等七号”至“头等十二号”，其记语则描述琴声妙处，兼释琴名。再结合下句“拟头等……号”，从行文语义中不难读出，这些评语可以说就是其定级排名的直接依据。

现在这10张古琴都未见实物存世，此古琴图册所绘的“大圣遗音”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大圣遗音”对比，背面铭文内容不同，可惜并非同一张琴。可以说，册页中遗留的如此寥寥数语是了解乾隆宫廷古琴评价方式的最为直接和珍贵的史料。

“大圣遗音”内页

“大圣遗音”局部

[唐]“大圣遗音”琴 神农氏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御题琴谱册》残册所绘之琴，均由“臣梁诗正、唐侃仝审定”，可见梁诗正和唐侃为乾隆皇帝身边较为亲近之大臣与琴人。文末署臣字款，是乾隆宫廷的标准做法。

梁诗正(1697—1763年)，字养仲，号芗林，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雍正八年(1730年)探花，历任户、吏、兵、刑、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卒谥文庄。梁诗正是乾隆前期馆阁体书家，但《乾隆御题琴谱册》残册中的楷书较其本人所书更为娟秀，推测为宫中书手所写。

唐侃是一位旗人琴家，生平详细信息待考。乾隆皇帝曾多次听唐侃弹琴，除了吟咏、嘉许唐侃的琴技，乾隆御制诗中还两次提及唐侃的生平情况。一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善琴者唐侃村居西山下，是日过其庐因题》诗中注云：

“唐侃，旗人也，随大将军费扬古出征昭木多，颇有军功。在军中犹以琴自随。雍正年间始赐副都统。予告家居”。

另一是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诗中又注曰：

“唐侃，内府旗人，曾出兵受伤，善弹琴，任副都统，年老乞休，居香山。”

从乾隆诗注中可知，唐侃在康熙年间曾随大将军费扬古出征昭木多，立下军功，也曾负伤。据《满汉名臣传》之《费扬古列传》载，费扬古率部与噶尔丹作战，将噶尔丹诱至昭木多击溃，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其时唐侃随费扬古出征，当尚年轻。30年后的雍正年间，唐侃封副都统；到乾隆初年，他已告老家居。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50余年过去，唐侃应已年愈古稀。之后，乾隆再无听他弹琴的诗作。

“九霄鸣珮”内页

“九霄鸣珮”局部

“九霄鸣珮”一页所录御制七言古诗即是乾隆帝赞誉唐侃琴艺之作：

“萧森梧竹含秋清，银猊吐篆萦风轻。

虚堂万籁俱阗寂，唐侃琴操锵锵鸣。

一弹再抚余音杳，松风水月襟怀渺。

孤鹤横空唳一声，繁丝弱竹喧群鸟。”

从诗作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听琴充满兴致，也对唐侃琴艺评价颇高。

唐侃告老后，安家在西山下。乾隆皇帝听其弹琴，均为去玉泉山静明园之时。乾隆帝与唐侃交往，不召其入宫觐见奏琴，反而至其家拜访，以他自己的诗句描述：

“谷深林静香山陲，我知妙处不能写，其能写者舍侃谁。”

君臣二人之间的情意不似一般大臣对皇帝噤若寒蝉，更不是满洲八旗的主奴关系，而充满了一种相知相赏的文人情怀，这在乾隆帝一生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梁诗正自乾隆为皇子时即随侍左右，其文、书均得到乾隆的高度肯定，一度曾为其具名代笔，《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鉴藏编辑过程都有他的参与。唐侃则是乾隆皇帝身边最重要的琴人，不仅为乾隆帝抚琴演奏，从造办处档案中亦可知其参与内府古琴整理活动。唐侃的生平、经历长期不为世人所知，此处署名唐侃，亦是此册页绝真的佐证。

揣摩琴匣中这张笺纸的用途，这可能是梁、唐两位臣子在鉴赏该琴后，由梁诗正楷书撰写需题刻于琴匣盖内的篆书文字内容，唐侃叙述该琴特色、进行排名后呈览的底稿，故文中排名尚称为“拟”。根据这两位臣子的署名，也最终可以确定乾隆时期宫廷古琴的整理、著录情况与书画、青铜等其他类别一样，均是由乾隆皇帝主导，召集有所专长的臣子们具体操作，最终获得皇帝的首肯而定型的。

乾隆皇帝甄选的24张头等琴，除了此套册页中所著录的10张和邵彦教授所见“山水移情”一张，以及现存“音朗号钟”“松石间意”“月露知音”三件实物外，剩余10张琴的名、物，现已无可考证。故《乾隆御题琴谱册》中的古琴图像和详细的文字描述是对清宫藏琴情况最重要之补充。

这24张头等琴的厘定及这部古琴图谱的绘制，较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编《西清古鉴》、乾隆十六年(1751年)定“金薤留珍”为早，虽然规模不能与之相比，最终亦没有完整流传，但可以说开启了乾隆朝整理、著录古物的先河。

在琴匣正面用印“永宝用之”，可见从此时起，乾隆就是抱着“珍同拱璧，传之永永也”的目的经营此事。乾隆朝建立在雍正朝对内府藏琴认看整理基础上的古琴鉴藏活动，成为一代稽古右文风潮的发端。

古琴写实绘画之“海西法”

《乾隆御题琴谱册》残册以纸本画成，每页都包含了诗书画印元素，符合传统文人审美趣味。不过画法都极为写实，除了外形轮廓和尺寸比例准确，还富有立体感。其技法为勾线涂色，线条匀细劲挺，直线用界尺辅助画成，七根弦还用白线复勾，部分琴徽涂金，部分琴的额上有乾隆御鉴题名填金刻字。这些技法细节都保留了宋代工笔画古法，但是总体上看它们并不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平涂设色法，也不是局部晕染而略具立体感，故邵彦教授称之为古代的“照相写实主义”作品。

“金声玉振”内页

“金声玉振”局部

随时间更迭，古琴漆面由于自然风化和弹奏共振会产生各种断纹，根据其裂纹大小和形态，有“牛毛断”“蛇腹断”等名称。而且琴面经常与弦摩擦之处会有磨损，漆下灰胎将露，其色泛白。因每一张琴的断纹肌理和磨白效果各不相同，倘若依靠中国传统的平涂技法则无法表现。但在残册中这些细节却都清晰可辨，明显是使用了西洋绘画之“海西法”。

同为纯黑漆琴，“九霄鸣珮”的梅花断，“龙啸天风”“山水移情”的蛇腹断，“太古心”的牛毛断各具特征，互不相混，且都富于立体感。“大雅”“金声玉振”“龙啸天风”因揉按造成的局部漆面磨损都很明显，“山水移情”则表现了独特的螺钿飞花效果。还有，“大雅”“金声玉振”“万壑传松”“大圣遗音”几张琴漆面斑斓，或是由于漆下使用了八宝灰胎，或是历代迭经修补，底色夹杂，这些都是平涂、晕染技法都无法表现的。

至于琴额和龙龈部位漆色细微的深浅变化、琴面微鼓形成的光影效果、琴身的厚度，也都一一精细描绘，可以看出绘制者受过系统的西画训练，又根据中国传统审美趣味进行了弱化调整，使画中的西洋风味细腻而不突兀。

种种迹象表明，这位画师可能是当时活跃在宫中的西洋传教士，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意大利人郎世宁(1688—1766年)。事实上，郎世宁所绘《弘历观画图轴》中出现的“丹山瑞哕”画法与本册就极为相似，无疑大大加强了郎世宁就是本册绘画者的可能性。此外，可能的绘制者还包括其他传教士画家，比如入宫不久的王致诚，或者是他们的中国弟子如班达里沙等人。

“天风海涛”内页

“天风海涛”局部

清宫中用“海西法”描绘记录内府所藏文玩的活动，可以上溯至雍正时期。现藏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和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两件《古玩图》卷，分别绘于雍正六年（1728年）和七年(1729年)，仅前者就绘有文玩223件，其中所绘不包括古琴，以瓷器为最多。它们都是用“海西法”画成，写实逼真，逐件罗列堆叠，无构图可言，具有鲜明的文献性质。

“万壑传松”内页

“万壑传松”局部

然而，《乾隆御题琴谱册》残册既继承了“海西法”绘画，又增加了文字著录与品评，开创了图文并置、品赏相融的新传统，即供案头赏玩的文玩图册样式的确立。

“太古心”内页

“太古心”局部

余语

乾隆皇帝是一位与古琴颇有渊源的帝王，自其即位之初即着手整理雍正皇帝遗留的内府藏琴，重新遴选了23张头等琴，并对琴匣等进行了统一改制。至乾隆十年（1745年）大规模的修复、品评内府所藏古琴，最终形成了24张头等琴的结果，同时在重华宫翠云馆专门改建区域进行陈储。历时20年完成了雍正帝开启的古琴定级、整理工程，同时建立了自身对古琴鉴藏的标准，进而产生图写著录的愿望和行动。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史料的发掘，丰富对跨越康雍乾三朝的琴人唐侃的认识。而此部《乾隆御题琴谱册》，恰是钩沉乾隆一朝琴事史实，探讨乾隆皇帝与古琴关系的绝佳物证。

来源: Zhang 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