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可以更坚定我们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之路。

科学学是一门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功能的交叉学科。科学学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从整体上考察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地位，揭示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分析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为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科学学研究对象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广义来说也包括工程技术、农学和医学。

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学首先诞生于东欧和苏联。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科学学在波兰开始兴起。1925年兹纳涅茨基发表了《知识科学的主题和任务》，较早地使用了“科学的科学”提法。1935年奥索夫斯基夫妇把“科学的科学”译成英文“Science of Science”。然而，苏联的布哈林是科学学的真正奠基人，他在马克思“科学是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技术装备反映生产力水平，决定劳动分工，推动生产关系变化”，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计划手段组织科学活动的适用性和必要性。1931年，布哈林率团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会上苏联学者赫森等提出科学发展受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深刻影响，对贝尔纳等一批西方左派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8年，默顿发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研究之先河。1939年，贝尔纳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被誉为科学学创立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普赖斯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小科学，大科学》成为科学计量学的奠基之作，呼吁“将科学研究的工具用于研究科学本身”；加菲尔德创办科学引文索引，进一步促进了科学计量学发展。1964年，为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英国、美国、匈牙利等国学者出版了论文集《科学的科学》，旗帜鲜明地呼吁科学学研究。1965年，在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贝尔纳和他的学生马凯联合提交了报告《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系统地论述了科学学的定义、必要性、产生条件以及特征等。
中国科学学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等就接触过贝尔纳的科学学著作，但是没有机会开展系统研究并用于指导中国实践，中国科学学真正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科学学兴起，承续着西方贝尔纳学派的科学学传统。百废待兴之际，需要大力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对科学技术的整体研究及科学规划受到重视，国外的科学学著作被介绍进来并开始了研究。李昌、钱学森、钱三强、于光远等对科学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者、科技情报研究者、科研管理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1979年7月，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1982年6月12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在九华山正式成立。1983年《科学学研究》创刊号的发刊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提出“要结合中国国情，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认真的探讨，从而逐步发展我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随后，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凝聚起一支科学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和实践的队伍，以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为己任，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了科技园区、国家创新体系、技术预测、科技评价、知识管理、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系列概念和理论，积极参与了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都凝聚了科学学界的智慧与汗水。
近几年，科学学研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新趋势：科学学受益于自然科学、计算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大量涌入，发展了基于大数据的能力，用于实证分析和数学建模，以捕捉科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的发展。科学学帮助定量地科学理解科学家在不同地理区域和时间维度上的互动，提供了创造力的潜在条件和科学发现起源的洞见，最终目标是开发有潜力的可以加速科学发展的政策和工具。2021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将从2022年开始设立“科学学：发现、传播与影响”（SoS:DCI）资助计划，鼓励“如何增加对社会有益的科学发现的数量、改善科学传播的结果、扩大科学活动的社会效益”方面的基础研究。2018年，网络科学家巴拉巴斯（Albert-László Barabási）领衔的多位学者，在《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综述文章《Science of Science》，从科学学的跨学科方法、科学学对提高科研生产力的指导等方面，全面介绍了这门高阶学科。202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计算社会学家王大顺和巴拉巴斯的《Science of Science》一书，介绍了大数据研究法或者说网络科学工具在科学学研究中的应用，再次将这种数据驱动的科学学研究引入大众视野。然而，他们认为科学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并未认真考察其历史背景和跨学科基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科学学的传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创建了科学学，早期英美学者继承并发展了此科学学传统，则中国学者创造性地结合中国国情将科学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科学学研究发展的道路，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这不同于现在部分美国学者提出的数据驱动的“科学学”，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科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一定历史、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社会和学术制度，轻视这些因素只会带来严重后果。科学学用定量工具研究这个系统，引入历史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基于沿用百年的文献计量法等，利用现存的出版、资助、专利记录开展研究，其研究结果可以阐明发展趋势，发现差距所在，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指出：“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新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机遇和挑战，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急待科学学做出理论解答，提出中国应对策略。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型举国体制、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世界科技强国等一些基本问题的阐释，还需要更多的思考，更需要在伟大的中国实践中找到答案。
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要坚持中国道路，要坚持理论创新，要坚持立足实践，要坚持系统规范，要坚持与时俱进，要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中国道路，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国新时代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推动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从中国科技发展实践中产生具体问题，促进了中国科学学的发展。我们既不走本本主义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数字游戏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学研究新路，相信终能实现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之梦。
坚持理论创新，就是要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理论。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需要有更深厚的基础研究作为先导，科学学正是科技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我们继承布哈林、贝尔纳、普赖斯等开创的科学学研究传统，但不拘泥于此，还应吸收数学、统计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新理论，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等新主题，发展出自己特色的新理论。
坚持立足实践，就是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参与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新时代面临的绿色发展、双碳战略、数字创新、科技伦理、科技金融等新命题，亟待有更深入的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特色科学学研究的精髓所在，结合中国国情，从现实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既是科技政策制定应有之过程，也是科学学发展之道，这样才能做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
坚持系统规范，就是要遵循规律保持科学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一个成熟的学科是有其严格的外延和内涵的，需要明确清晰的学科边界，还要有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研究成果。科学学区别于其他以科学为对象的研究，就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提高数据和模型的精准度，保证研究成果的逻辑性和可检验性，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才能在管理中实施得当。
坚持与时俱进，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不断丰富科学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新时代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发生很大的变化，科学和技术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断产生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学研究方法也随之更新换代，现在快速发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采用最先进的工具和手段，同时不断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新时代赋予的特质。
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注重吸收世界上一切可以吸收的力量。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国际形势异常严峻，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格局下的合作与交流依然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中国科学学之路就是一条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漫漫长路。新时代科学学也应有包容共进的胸襟，具有打造全人类科技共同体的决心和勇气，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经验和智慧力量，为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回望九华山之路，立足翻天覆地变化之中华大地，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唯有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之路，方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终能登顶成功，一览众山小。

（原文载于《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