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10 日，某短视频网站上出现了一个“袁隆平中华拓荒人”的认证号。因为袁隆平院士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科学家，所以这个号在一个视频都没有发的情况下，关注人数一夜之间就突破了千万。截止到我写稿时，粉丝数量已经超 1600 万，简直像一个神话。然而，第二天下午，新华网就发了一个辟谣新闻：袁老正在海南三亚做科研，哪有时间开抖音，袁老完全不知情，这个号是某个公司注册的。一下子就更炸了锅。不过我做的是科普节目，我无意去深挖这是哪家公司，又是怎样获得了抖音认证，但我想就这个热点，谈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杂交水稻领域，中国人不能只记住袁隆平院士，我们要感谢的中国科学家还有很多很多，将袁老神化既是对袁老的不尊重，也是对其他中国科学家的不尊重。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真相值得你了解。
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评论说：我为什么关注您，因为我是吃着您的米长大的。还有人说：感谢您让我们不再挨饿。如果没有您，我的上一辈可能就饿死了。
袁隆平院士曾经一度是中国最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家，没有之一，直到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没错，我说的是屠呦呦先生，这是一个尊称，不是指性别。）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说起杂交水稻，几乎人人都会想到袁隆平院士。但恐怕没有几个人还能说出谢华安院士的名字，但谢院士也绝对值得我们记住。
我先告诉你一个或许会让你有点儿吃惊的事实：
据《中国稻米》杂志 2008 年 2 月《我国杂交水稻主栽品种的演变》一文提供的数据：从 1985 年到 2006 年，袁隆平院士团队选育的两种杂交水稻品种在我国的播种面积加起来仅有 5.2%；而由谢华安院士领衔，郑家团、张受刚、余永安、林美娟团队选育的杂交水稻品种在我国的播种面积是 21.2%，差不多是袁院士品种的 4 倍。另外，由陈昆荣、孙家沪、黄烈文、朱其时、徐旭增团队选育的杂交水稻品种在我国的播种面积是 5.6%，也超过了袁院士的品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将近 20 个品种的杂交水稻。还需要特别告诉你的是，我们吃的大米可不都是杂交水稻。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数据，2008 年我国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全部水稻种植面积的 63.2%，可以说杂交水稻和常规水稻共同支撑起了中国人的饭碗。

图：红框内为袁隆平团队选育的品种

因此，每 100 个吃米饭的人中大约有 3 个吃过袁老的水稻，大约有 13 个吃过谢院士的水稻。大概率来说，那位留言说吃着袁隆平院士的米长大的网友吃的很可能并不是袁院士选育的水稻品种。

那么，我们是不是因此认为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没有谢华安院士的贡献大呢？
当然也不能下这个结论，可以说，他们的贡献各有千秋，都很重要。
袁隆平院士在杂交水稻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60 年至 1966 年间，也就是他 30~36 岁期间，袁院士发明了著名的三系法来培育杂交水稻，大幅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时中国科学界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有一个遗传学权威，就是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但当时中国的科学家都把李森科奉为大神。按照李森科的理论，水稻不可能杂交。但是袁隆平先生并没有被李森科的理论禁锢住，他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成功证明了水稻也可以有杂交优势。所谓的三系法，指的是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这三系，专业术语过于晦涩，我们无需深究，知道个大意即可。因此，袁隆平院士也被称作“杂交水稻之父”，尽管同期在国外也有人做出了相同的发现，谁第一个或许有些争议，但如果把称号改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

然后中国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袁老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以惊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搞研究，这期间的励志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因此，袁隆平院士在我国为什么能家喻户晓，并不仅仅因为他的科研成就，还有他的精神，他的形象都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如果我们单论选育水稻品种的话，那么比袁老小 11 岁的谢华安院士的贡献更大。谢老是福建人，长期在福建从事水稻栽培选育研究。1981 年，他领衔的团队成功地选育出了“汕优63”号杂交水稻品种，示范田最高亩产近 800 公斤。汕优 63 成为 20 世纪推广面积最大，推广速度最快，连栽时间最长，增产粮食最多的水稻品种，至今依然是我国栽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

你可能见过一张非常流行的网络搞笑表情图，袁老的照片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们吃得太饱了”。这当然是网友的恶搞，袁老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如果较真的话，这张图片其实用谢华安院士做底图会更合适一些。

到这里，你是不是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杂交水稻是了不起的发明，解决了我国的吃饭问题，它比常规水稻好很多，是更加先进的水稻品种，理应把常规水稻都淘汰，而且应该占领全世界的水稻田。

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直到今天，全世界只有中国是大规模种植杂交水稻的国家。不知道你第一反应觉得是什么原因？其实并不是中国不肯把好东西出口到外国，也并不是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不缺粮食，而是农民选择种植哪种水稻，并不只看产量这一个指标。对农民来说，杂交水稻也有很多缺点。比如，杂交的生物（就像骡子）很难继续生育后代，杂交水稻也是这样。种子在一个种植季节只能使用一次，下个季节再种就又要从种子公司购买，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笔额外的负担。还有，杂交水稻更容易感染病虫害。更要命的是，杂交水稻的口感和营养指标往往不如常规稻。你可能吃过米粒细长的泰国香米和印度香米，这些都不是杂交水稻。它们的亩产产量比杂交水稻要小得多，但它们的价格却可以是杂交水稻的好几倍。在东南亚地区，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非常少，比例最高的越南也只不过 8% 左右；像印度那么大一个国家，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还不到1%。

现在，杂交水稻又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米第一次被中国人熟知应该是通过“黄金大米”事件。国外的转基因公司联合国内的科研机构在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展开了一种富含维生素 A 的转基因大米的人体试验，而且试验对象是儿童。我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起有违科学伦理的事件，并不是一起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这起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误导。

一讲到转基因，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争议。我得先声明一下，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科学声音的一贯立场是挺转的。我还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谣言做过多期辟谣节目，食用合法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并不会比食用非转基因食品更不安全。
从理论上来说，转基因技术可以将常规稻和杂交水稻的优点全部集中在一个品种，甚至还能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特性。
评价一个水稻品找的好坏，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下面这些指标：种子成本、抗病虫害能力、单位种植面积年产量、口感、营养成份等。在转基因水稻出现后，还需要评估食品安全性、生态安全性等非转基因水稻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几乎在所有参数指标上，转基因水稻都在超越杂交水稻，全球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增长。袁隆平院士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早在 2000 年，袁老就敏锐地意识到转基因技术是农业技术的未来，他成立了转基因应用研究室、分子育种研究室，并在全国招聘专业人士。在此期间，袁老的儿子袁定阳博士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分子生物专业学习，袁定阳博士的专业研究方向就是水稻的转基因工程。2005 年，袁隆平对记者说，“经过30年的发展，常规育种的浑身解数已经用完，要进一步挖掘水稻产量的潜力，必须在生物基因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
2007 年袁定阳在香港完成了博士后工作，继而回到父亲的单位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算是标准的子承父业。
袁老在转基因问题上经常会接受记者的采访，回答一些问题，我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回答供大家参考。在被问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时，袁老的回答是：

1.转基因食品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千万吨大豆含有抗除草剂基因，但食用没有问题”。2.抗病抗虫的毒蛋白基因，虫吃了要死，这个人吃了会怎么样呢？大家心里很担心，这个可以理解的。又不能拿人来做实验，它只能拿小白鼠做实验。3.我可以作为志愿者去吃，但我现在八十多岁了，我吃了没有问题的，但没有生育能力了。所以要号召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去吃。他吃了之后，他生的儿子也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但不能强迫，也不能高新高酬来引诱，要其自愿为科学献身。这样的青年应该会有的。我引用一些袁老有关转基因的言论并不代表他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我一直强调：科学精神是相信逻辑和实证，而不是某个权威个人，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相信科学共同体对某个问题最新的理解是风险最小的。
科学共同体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当下最新理解是：食用已经获得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食用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转基因大米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已经 90 多岁高龄的袁隆平院士依然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就在你阅读此文时，或许袁老正在田间地头查看他心爱的水稻。中国有很多纯粹热爱科研、脱离了低级趣味、把生活的意义建立在“创造”而不是“挥霍”上的人。如果让我举出几位代表人物，我必然会想到袁隆平院士。

来源: 科学声音